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了产业升级的重要性,而数字经济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近乎破坏性的创造力赋能三次产业引发动能变革,为产业升级带来机遇。一方面数字经济以先进的技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以其技术特性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助力传统产业在生产方式、组织形态和产业形态等方面进行优化。为更好地推进产业升级,必须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加深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本文在界定数字经济和产业升级的内涵基础上,从作用机制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尝试构建通用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和中间产品部门三部门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从三个部门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基于全要素增长率和交易成本的角度,阐述数字经济对和产业升级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全要素增长率会提高,从而促进生产率提升,不仅有效促进产业升级,而且有利于产业融合发展,推动新业态发展。此外,数字经济还对企业组织运营、结构等方面也有影响,故引入对交易成本的进行讨论,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中间部门和最终部门之间的搜寻成本,提高匹配效率和管理效率,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产业升级。在实证方面,本文基于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交易发展三个层面,选取11个具体指标,使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我国2015—2020年30个（除去西藏）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同时对我国各省份的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级化指数也进行测算并分析。基于上述计算结果,采用201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产业升级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三步检验法和bootstrap检验法对全要素增长率和交易成本在数字经济和产业升级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和产业高级化有显著促进作用。2.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最终对促进产业高级化发展有积极影响。3.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