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到2002年“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再到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瞩目。截至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三位，仅于美国和日本之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已有将近六年，我国与沿线各国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物流交通等领域的合作成果显著，而在未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的投资合作交流将会更加深入，投资规模也会不断扩张。如今世界经济发展形势复杂，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国内经济也进入到了新常态阶段。而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特殊的投资环境为我国企业在进入当地进行投资经营活动时增加了困难与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也持续升温。合理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制度距离视角为出发点，希望可以给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OFDI的区位选择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首先，本文在第二部分梳理总结了制度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基于以往学者研究，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出发，分析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距离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中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应假设。文章的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现状，总结中国在沿线不同区域的投资特征。在第五部分，本文基于对前文理论假设和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采用2003-2017年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存量面板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扩展的引力模型，构建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维度的制度距离指标，对其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制度距离、文化制度距离以及地理距离对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具有阻碍作用，而经济制度距离则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的促进作用明显，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在不同区域层面，制度距离的影响显著性有一定差异，亚洲地区政治制度距离和文化制度距离的负向影响明显，中东欧地区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的影响显著，而西亚北非地区仅受经济制度距离的促进作用明显，其余层面的制度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寻求动机明显。最后，结合上述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三个政策建议：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合作中的制度共建；多方面了解投资风险，强化风险评估管理；重视投融资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管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