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既能为企业带来更多收入渠道、增加收入、扩大企业规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经营风险，也能提升企业知名度、促使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引进或学习更多先进技术。因此，探究具体哪些微观层面的因素影响企业出口有利于企业发展。然而传统贸易理论一般以宏观和行业层面研究企业出口，假设所有企业都是同质的。换而言之，行业内企业在融资约束、生产率等方面完全相同。而新新贸易理论将单个企业视为将企业视为异质性个体，研究各种微观因素与企业出口的关系。其中，大量研究表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与企业出口负相关。另外，我国经济中，政府掌握大量经济资源；国有企业占据重要地位；主要银行也大多为国有；银行信贷在企业融资占据较大比重。因而企业能够通过雇佣拥有政府背景的管理者等方式建立政治关联，缓解信息不对称、获得相关资源，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延续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思路，从政治关联强度与融资约束水平的差异考察企业异质性，研究企业能否借助政治关联，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出口。
　　本文先后基于现有理论指出：（1）政治关联在信息效应层面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先决条件在于我国金融市场相关机构、制度与体系发展不完善。这一不完善具体表现在信用评级机构发展不足、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媒体信息传播作用相对不足；（2）企业借助政治关联向银行、同业企业、提供政策补贴的政府部门等资金供给机构释放企业未来发展的相关信息，以缓解资金供给双方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3）我国现有经济体制的制度使得经济资源分配低效率或不合理，进而造成政治关联较弱的企业出现较严重的融资问题；（4）企业借助政治关联，获取原本由于企业信贷分配、行业准入、政策偏好等经济体制因素而不能获得的融资便利、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等经济资源，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假设：（1）政治关联能促进企业出口；（2）政治关联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3）政治关联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出口。
　　在实证设计上，本文选取企业出口占比作为企业出口的代理变量。此外，本文借鉴张多蕾与张胜勇（2013）的研究成果，将在政府部门层级、企业职务层级以及在政府部门任职状态，纳入构建企业高管个人政治关联的体系，进行条件赋值。此外，本文还将企业股权性质与国有参股比例作为企业政治关联相关代理变量。另外，本文借鉴翟淑萍等人（2012）的融资约束构建方法，构建融资约束指数，并将其作为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高管个人层面的政治关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且在非国有企业中该效应表现得更强；（2）国有企业的出口强度高于非国有企业，但非国有企业的国有参股对企业出口没有显著作用；（3）企业高管个人层面的政治关联与非国有企业的国有参股都能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4）企业高管个人层面的政治关联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出口，但非国有企业的国有参股没有表现上述效应。
　　尽管何欢浪和陈琳（2018）认为，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降低国内市场壁垒，进而抑制企业对外出口，但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指出该效应在现阶段并不明显。这是因为随着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内市场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可能远低于何欢浪和陈琳（2018）采用的2003年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微观数据问卷调查数据所表现得那样严重，因此，政治关联在这一角度上对出口的负向作用较弱。另外，何欢浪和陈琳（2018）对政治关联的度量相对不审慎，降低了实证结果可信度。
　　本文试图解答企业是否能通过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促进出口，有助于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此外，本文较为审慎和全面地选择度量企业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与相关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在准确性和合理性上可能有所提高，具有一定研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