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们通常把土地与人类的关系，简称为“人地关系”(m-landRelationship或Population)，它包括人与土地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地籍则是集中反映这些关系的信息载体。在清末民初，四川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加剧了地籍紊乱，激化了人地矛盾。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有效治理四川，在四川开展地籍整理，以改善人地关系，打造“民族复兴基地”。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的历史背景和准备条件分析着手，通过考察川省的土地测丈与土地陈报的实施过程、实际成效，剖析地籍整理与国民党土地政策的内在联系，说明其对抗战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以及政策自身的矛盾性和局限性，此即为本文主旨所在。　　 本文在框架安排上，除了绪论外，围绕主题分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从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地籍的产生与沿革、国民政府的地政路径和川政统一初期的措施四个方面，分析论述了本文研究对象的若干背景。第二部分，从政策法规、组织机构、资源配置三大方面，对当时四川实施地籍整理的基本条件进行考察和评估。第三部分，分析土地清丈与测量计划，考量测丈整理土地的实施，并对测丈工作进行评价。第四部分，先对总体规划与基本内容进行探讨，再有重点地评析四川土地陈报中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则是从新的视角对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工作的实际成效进行讨论，并充分阐明地籍整理和地政对于推动四川抗战的意义及其存在的不足之处。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控制四川，在重庆成立新的四川省政府，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川政基本归于统一。从此四川地政接受国民政府指令，地籍整理亦开始启动。因此，相对于东南诸省，川省的地籍整理起步较晚，滞后了差不多10年时间，但尽管如此，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在地籍整理方面仍然做了大量工作。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完成川省地籍整理，四川当局按照中央的政策精神，在战前清理田赋和丈量土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制度安排，加强土地行政管理。本文认为，在抗战时期，四川地方政府不断完善地籍整理的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机构，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提供保障，为在四川有效实施地籍整理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四川地籍整理分为土地测丈和土地陈报两大工程。国民政府举办土地测量与清丈，其目的是要利用现代测量技术，构建准确的地理参考系统，丈量清理户地，厘清“人”、“地”、“户”紊乱关系，最终达到“征收的税费基于被分割的地块(包括建筑物)应纳税金，并逐渐地建立一个较成熟的税收体系”，以公平人民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实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理想。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地籍整理虽然受到严重影响，但在国民政府抗战建国政策中，地政仍然系要政之一，得以大力推进。所不同的是，在战火燃烧，国土沦陷之际，国民政府把地籍整理的重点放到了称为“民族复兴基地”的四川，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四川推行土地测量与清丈。　　 四川在战争期间举办土地测丈，起初延续了战前成(都)华(阳)江(北)巴(县)等地区的农地整理试验。四川地政部门经过一番尝试，遇到了相对于地籍整理任务，人、财、物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中央政府决定对农地办理土地陈报后，四川当局便随即调整政策，把有限的地政资源集中用于城镇地籍整理。通过对当年测量与清丈工作基本史实的探析，本文指出，在四川以城镇为重心的地籍整理中，经历了一个由简易清丈到正规清丈的变化过程，即程序上由简单到正规；操作上由易行到规范；技术上由生疏到成熟。认为四川当局不仅在土地测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完成了对全川城镇和部分农地的测丈，并且在制度筹划上是有所建树的，对于四川地籍整理深入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本文考察了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的演进。文中指出，1934年5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确定以土地陈报作为地籍整理方法基本符合实际。大会通过了《办理土地陈报纲要》，以解决土地和田赋问题。于是以土地整理为方向、法治为手段、土地测丈为支撑、土地陈报为突破口，探寻了一条解决中国地籍乃至整个土地问题的路径。其中，土地陈报成为这一系列政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抗战期间，由于经费和人力所限，四川当局对地籍整理经过初期的探索后，形成适合本省地域辽阔、人口分布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特点的对策和办法，即一般城镇才在土地测量基础上办理土地清丈，广大农地则主要实行土地陈报。对于农地而言，标准清丈成本实在太高，简易清丈又多受质疑，故后来对于农地，无论是未进行简易清丈，或是经过清丈又效果不好的地方(如江北、巴县等地)，一律都改办陈报，把土地测量与清丈的重点放到市地，逐步推及全省绝大部分城镇。本文认为，就四川地籍整理全局而言，土地清丈和陈报是同时并用的两大手段，两者是互为补充并行不悖的。　　 四川省举办土地陈报，始于1938年秋季。四川省土地陈报办事处成立后，制定了积极稳妥的方案，按甲乙两种程序，统筹全省各县陈报，计划分三期办竣。然后应用陈报成果，按照新科则征收田赋，以达到消除田赋负担不公平、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从四川省土地陈报办事处成立开始，中间经过财政部四川土地陈报办事处，最后再到四川省田赋粮食管理处，抗战时期四川有7年在办理土地陈报。本文指出，这一时期，四川土地陈报成果主要包括：完成编查程序、利用新科则、查出隐匿土地和减轻土地的平均田赋负担，以及配合完成田赋征实，等等。因在一百多个县实行土地陈报，为战时政府增加财政税收创造了条件。　　 举办现代土地测量与清丈毕竟在全国都是一项新政，四川更是只能在摸索中前进，地籍整理就难免出现种种问题：目的阐释不当和理解执行的偏差；各种整理计划自身存在的软肋；办事程序设计上的缺陷；配套措施的不完善。而且，发生在操作层面，大体还有：在规划制定上，权力下放，任各县自行拟订，则办理不免参差难期划一；在人事组织上，出现事权不一，人浮于事；在业务流程上，诸如编查、业户陈报、审核复查或抽丈、公告、改定科则等若干环节都有瑕疵；在经费使用上，各县地政不编制预算，制度不健全必然产生浪费，如是等等，不一而举。同时，由于制度设计上的价值取向上存在问题，执行中又有急功近利情况，给四川土地陈报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又因举办土地陈报过于强调财政目的，必然影响土地测量与清丈，产生试图以治标代替治本的现象。笔者认为，土地陈报这种整理方法自身带有两面性：一方面，因简单而易实施；同时，另一方面，又因简单而易出错误。所以，该法最终还是难以满足各方的期望。　　 在民国时期，“由于其政治上的原因，以及受当时科技水平，人才等限制，地籍管理收效甚微”。但是，本文认为，国民政府通过土地立法和地籍整理，还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地籍管理制度”，这一事实是不必否认的。从抗战期间地籍整理过程和结果来看，四川当局按照国民政府中央的政策，在保障土地权属、方便土地交易、进行土地管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增加财政收入、均衡赋税负担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实效，在尝试初步建立现代地籍制度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认为抗战期间川省土地测丈和土地陈报无论其规模、还是其成果，均超乎其他各省市，其对国家的贡献和社会影响亦不应被忽视。　　 近代以来，“由土地之‘分配’‘移转’‘耕作’‘生产’‘经营’诸关系所生之病态的变化”，严重地困扰和制约了中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土地问题日趋严重进展的阶段中，四川亦日益急剧化。”到全面抗战爆发时，“四川因为土地问题日趋严重，而土地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紧迫性，亦日益加强，我们可列举出来紧张性事实表现之概况，可以说明土地问题对四川社会的威胁。”特别是地籍紊乱导致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引发多种社会问题，“有急切谋解决的必要”。对此，抗战期间，四川地方当局按照中央政策，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对地政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使地籍整理呈现出时代特色。正因为如此，地籍整理的作用在四川较好地表现出来，推动了四川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使四川能够肩负起比其他省份更重要的责任，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