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和技术条件的不断变化,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会计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存在模糊性和灵活性,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上市公司调节盈余的重要工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财政部于1998年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可以计提“四项”减值准备,但计提方法和比例由公司自行确定。2000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制度》给予资产以新的科学定义,同时将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由四项扩大到八项资产,逐步发展了资产减值准备理论。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更加细化和明确了资产减值准备中的一些问题,但在具体运用上仍为盈余管理留下较大空间。因为过度的盈余管理会削弱盈余信息的可靠性、影响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误导投资者决策,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如何完善我国资产减值准备理论,完善具体准则,有效遏制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成为会计理论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资产减值准备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为研究起点,以新资产减值准则颁布前后资产减值准备提取和转回情况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现状和新资产减值准则变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会计准则,抑制过度的盈余管理的具体办法。本文采用规范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进行理论分析时,运用了大量定性、规范性分析的研究方法,而在以众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从具体问题归纳一般、总结共性的过程中,运用了定量、实证的研究方法,努力尝试研究方法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