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目的在于为“法律秩序”提供一个基础的轮廓,在指出一些研究和实践中难点的基础上,对一些基础性命题进行详细的探讨,为法律秩序的特征、理念、实现等问题提供一个普适性的解释框架。首先,文章将解释法律秩序为何而存在,以何种方式作用于社会。文章开始处就开宗明义,借助量子力学的理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推导出法律秩序本质的特征：“通过规则的确定性”。这种“规则的确定性”是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演变而来的,经历无序到秩序,从秩序到社会秩序,最后再到法律秩序的历程。法律秩序分别通过规范性的、制度性的和现实性的步骤来实现人类社会的确定性。在规范意义层面上,规范性为人类行为提供初步指南；制度层面上,主要依靠制度、机构去组织人类生活；最后,法律秩序的实现必须符合整个社会的预期。其次,法律秩序的特征。关于法律秩序的特征,毫无疑问应当从法律规则的角度出发。而关于法律规则的研究离不开对于实证分析法学派理论的观察：(一)法律的效力渊源,这部分的工作主要是由奥斯丁和哈特展开的；(二)法律规则之间的等级性,奥地利的凯尔森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三)边沁通过功利主义者哲学,从“效率”的角度指出了法律规则是针对人的行为制定的,尤其是外在行为。通过实证分析法学派这三个方面的努力,确立了法律是由“主权者制定的,结构严谨的,规范人之行为的规则体系”。这种“通过规则的确定性”不仅存在于理论当中,更是渗透于现实的法律秩序运作之中,严谨的立法程序、法律规则之间的位阶秩序,适用秩序,以及规则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法,从各个方面体现了法律规则的特殊性。再次,理念中的法律秩序。法律规则要发展为法律秩序,有效的组织实施和切实的制度保障是问题的关键。按照一般的逻辑,必然首先需要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提出普适的行为准则,为私权利的实现提供保护和为公权力的行使提供合法性证成和约束；然后,司法机关将抽象规则具体化；最后,更加具体且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机关将其付诸实施。通过一系列诸如此类的安排,法律秩序的模型大体形成与理念之中。然而,即使不考虑人类知识的有限性,和因为追求专业的确定性而导致的维持秩序的成本高涨；“规则之治”与传统的中国文化之间某些方面的不协调,也会导致法律秩序的建构在现实生活中步履维艰。种种问题和阻力,迫使法律秩序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来适应现实的需要。最后,现实中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符合具体的社会预期。因此,法律秩序的实现应当积极地面对各种社会环境,汲取其中的资源,尤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资源。对于政治,考虑得更多地是政治机构的组织化,以及权力资源的掌握对于法律秩序的启示；同时法律如何在合作过程中有效地控制政治资源,更有效地加强对于私权利的保护和对于公权力的控制也是必需考虑到课题。关于经济因素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不仅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契合了前面文章关于秩序形成与人类“趋利避害”本性的论述,“博弈论”尤其是“长期博弈理论”更是为法律秩序的形成的提供了巨大的理论基础,以及最后的“公民财产权利的权力化对于公权力的制衡”在强调权力制衡的今天都是不容忽视的。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是反思,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法治精神相悖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当然除了政治、经济、文化之外,其他非法律性规范在“规则的内化”方面也给提供了大量可以学习的榜样。结尾处需要强调的是,无论理念中的,还是现实中的,法律秩序并不仅仅是社会冲突的法律化或者社会利益的法律版。政治决定属于政治系统,经济博弈属于经济范畴,它们对于法律秩序来说只是某种作为刺激或促进因素而起作用,不应当直接进入法律系统,改变法律秩序的本质。法律秩序的形成并非社会环境的直接产物,而是法律系统以一种规则的逻辑方式与环境进行的互动。社会因素必须首先被重构为法律系统内的规则代码,才能进入法律系统的内部循环,成为法律秩序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