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举足轻重,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更是学者关注的重中之重。从古代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从东方到西方,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针对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在诸多观点中最为突出,对我国的影响最为深远:一方面,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人们产生了对法律的需求,同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法律;另一方面,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以立法为起点,贯穿于法律的执行、司法审判、法律的遵守和法律监督整个过程。立法作为法律产生的第一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因为只有以问题为导向,植根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出与经济发展相符合的法律才会对地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否则,便可能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并认真对待立法,尽量发挥立法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除了共性特征外,法律还与地方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所以仅仅关注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立法实践中只有结合地方发展的需求才能事半功倍,真正解决地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于2015年修改《立法法》以满足各地在经济发展和立法方面的需求。获得立法权的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机关如何才能在地方立法方面有所作为,发挥地方性法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实现地方立法与其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呢?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虽然资源充足,但是资源优势未能成功转换为经济发展的优势、经济发展水平落后,这是否与法律不完善有关?探索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升地方立法对当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力是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甘肃省行政管辖区内有12个地级市和2个自治州。为了将设区市的地方立法权落到实处,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经过调研论证,其管辖范围内的十一个设区市和两个自治州于2015年11月被赋予地方立法权。本文以其中的天水、张掖、庆阳、兰州四个设区的市为例进行分析,天水市作为甘肃省内的农业大市,农业发展迅速;张掖市作为省内的老工业城市,近年来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有所下滑,发展速度慢;而庆阳市依托于第二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呈加速趋势、潜力大;作为省会城市的兰州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内位居榜首,四个设区的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天水、张掖、庆阳三个市是新获得地方立法权的,其地方性法规实践时间短,涉及领域窄,数量少,潜力有待发掘,而兰州市在1986年已经拥有地方立法权,与省内其他市相比,其地方性法规成果显著。本文以甘肃省四个设区的市为例,对天水市、张掖市进行了重点调研,对其法工委的立法人员进行访谈、对其法律文本进行分析,查找了庆阳市和兰州市的地方立法资料,对甘肃省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及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做了梳理,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四个市的经济发展、地理位置、GDP总量及增速的变化、立法状况,研究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设区市的立法机关应当如何激活地方立法及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并提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过程中的完善路径,以期实现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与其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