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秩序得到确立,此时从行刑衔接的视角检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其必要性。一方面,刑法不创造新的秩序,而确认现有秩序。刑法作为补充法和最后保障法,其内涵需要民法、行政法的补充、保障和制约。另一方面,应当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促进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与协调,为公民个人信息构建多层次的法律保护体系。对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结合实践中的代表性案例进行考察之后可以发现,司法解释与《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存在三处错位。第一,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有不当扩张之嫌,许多判决以涉案信息可反映个体的财产情况、活动情况等特征为由,反证涉案信息属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却绕开了对信息是否具有识别性的正面论证,这表明识别性标准的内涵与限度需要更加充分的讨论;公民个人信息所承载的法益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目前的主流观点个人信息自决权说忽视了个人信息的公共属性。第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外延包括部门规章,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司法解释出台时前置法规范缺位的考虑,但在前置法基本完备的前提下继续将其纳入一般违法性判断根据的范畴,既有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也不符合平衡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现实必要。第三,“情节严重”中信息类型与数量标准按照信息的重要程度分别设置了50条、500条、5000条的起刑点,但过于细碎的分类之间存在交叉重合,导致实践中对同一类信息认定不一,同时个别类型还存在要素缺失等问题。对此,应从如下角度修正本罪的司法解释。第一,删除司法解释第1条“或者反映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的表述,再次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标准为识别性,合理界定本罪的保护范围。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法益对于要件解释的指引作用,应当明确本罪的法益为超个人法益,并确立先判断识别性、后判断法益侵害的认定逻辑。第二,删除司法解释第2条中的部门规章,保持与《刑法》第96条的一致性,在适用时充分发挥空白规范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与提示违法阻却事由的双重刑法机能。第三,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重构司法解释第5条“情节严重”中的信息类型与数量标准,为敏感个人信息与一般个人信息分别设置50条与5000条的起刑点,与前置法的差异化保护态度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