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重外需、轻内需、重投资、轻消费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了大量过剩的产能,也导致资源的使用效率不高。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迈入“新常态”,培育能够节约资源、提高效率、拉动消费的新经济增长点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尤为重要。“分享经济”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对社会闲置资源进行再分配的新商业模式和新经济形态,具有减少资源闲置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的特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分享经济,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分享经济列入增长新动力、经济新动能的范畴,标志着分享经济已经从商业模式创新上升到国家供给侧改革的战略组成部分。然而,学术界关于分享经济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实证研究主题分散。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没有形成分享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框架,另一方面是缺少对分享经济发展主要影响因素的深入探究。在分享经济业态快速成长的大背景下,系统地研究分享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对构建分享经济理论体系、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分享经济作为快速增长的新经济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本文旨在经济学范畴内研究分享经济的理论内涵和影响因素。通过梳理现有相关文献,本文厘清了分享经济的组成层次以及供给和需求主体,并比较分析了他们和传统经济中供需主体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交易费用理论、双边市场理论、信用理论和消费理论为基础理论,采用比较分析法、归纳演绎法、计量实证法等研究方法,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分别对交易费用、网络效应、信任和商品使用习惯对分享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论文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一、分享经济规模增速高于传统行业,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分享经济子业态主要包括交通出行、住宿和网络借贷三个子业态。在交通出行领域,分享经济提供的主要服务类型与出租车服务相似。2015年和2016年全球传统出租车服务市场增长率分别为5.7%和5.3%,分享经济市场增长率分别为47.6%和39.0%。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2.6%上升到2016年的4.9%。在住宿领域,分享经济提供的主要服务类型与酒店住宿服务相似。我国2013年到2016年传统酒店服务业市场增长率平均值为1.04%,分享经济市场增长率平均值为146.83%。市场份额从2013年的15.0%上升到2016年的40%。在网络借贷领域,分享经济提供的主要服务类型与个人借贷服务相似。我国2014年1月到2017年3月传统个人借贷规模平均增速为0.87%,分享经济市场增长率平均值为8.57%。市场份额从2014年1月的0.43%上升到2017年3月的4.14%。考虑到统产业市场规模属于常态型增长,分享经济市场规模属于无中生有的增量型增长,用近几年的数据进行比较仅仅能说明当前市场条件下分享经济值得关注。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行行业和酒店住宿行业的发展近似符合增量型增长,与分享经济市场发展存在一定可比性。研究发现与传统产业发展速度相比,分享经济市场规模增速确实相对较高。二、分享经济中的供需主体出现“融合”的特征分享经济由四个层次组成,分别是市场、平台、交易人和交易标的。平台是分享经济中的供给主体,但是平台表现出传统经济中的“企业”和“市场”两者的特征。交易人是分享经济中的需求主体,交易人由“出租人/资源所有者”和“承租人/资源需求者”构成,单个交易人可以同时具备传统经济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两者的身份。这一现象为分享经济所特有,可以概括为“供需融合”特征。“供需融合”是分享经济的基本特征,广义上也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经济等新经济的共同特征,是由技术进步所引致的。分享经济中供需融合的主要表现是企业职能转变和供需边界模糊,带来了“产销者”法律保护缺失、税收征管难以及影响国民经济统计的准确性等问题。三、从供给视角看,交易费用和网络效应是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一)交易费用的增加不利于分享经济发展“分享”本属于社会行为,研究发现分享经济平台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于商业实践,降低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分享”行为的市场化,引致了分享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社会分享相比,分享经济中的交易费用降低是平台通过市场机制设计、线上运营的商业模式和标准化合约的设计等手段实现的。单独地分析分享经济市场,市场中交易费用的增加不利于分享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增加意味着平台向用户收取更高的手续费,增加了用户的成本。引入风险投资对分享平台初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平台增加对用户的补贴来扩大用户规模。补贴弥补了提高手续费行为的负面影响,有利于维持平台在技术应用上的持续投入。(二)交叉网络效应增加了分享经济平台市场势力,自网络效应相反分享经济是典型的双边市场,具有网络效应的特点。网络效应包括交叉网络效应和自网络效应,交叉网络效应包括成员网络效应和使用网络效应。交叉网络效应增进了垄断市场平台的市场势力、有助于竞争市场中先进入者建立价格壁垒,从而促进了分享经济平台的发展。自网络效应削弱了垄断市场平台的市场势力、不利于竞争市场中的先进入者建立价格壁垒,从而抑制了分享经济平台的发展。基于我国41家网贷平台6个月的面板数据对网络效应进行测算,发现如下。第一,成员网络效应为正,且存在非线性关系,网络效应强度存在较大差异:投资人对借款人的成员网络效应为2.14,具有非线性关系,二次型系数为-0.09;借款人对投资人的成员网络效应为0.487,非线性关系不显著。第二,使用网络效应为正:投资人对借款人的使用网络效应不显著;借款人对投资人的使用网络效应为0.781。第三,自网络效应为负,且存在非线性关系,网络效应强度差异不大:投资人自网络效应为-1.13,非线性关系不显著;借款人自网络效应为-0.93,具有非线性关系,二次型系数为0.0145。四、从需求视角看,信任和使用习惯是分享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一)声誉机制促进了合作,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地区分享经济发达信任影响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功率。总体信任包括主观偏好和理性判断,前者是社会信任水平,后者是声誉信息积累。信任影响分享经济发展的机制是:分享经济通过建立声誉机制,在多期重复博弈中促进声誉信息的积累,增加了陌生人之间的总体信任水平,从而促进分享经济市场中的合作成功率。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地区,声誉机制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分享经济更发达,可以用地区社会信任水平预测地区分享经济的发展程度。用养老金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对“蚂蚁短租”在我国70个城市发展程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这一假设。排他性检验排除了养老金通过财富效应、消费支出增加和闲暇时间增加等机制来影响分享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二)单次使用时间长、“块度”高的商品适合分享分享经济模式创新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传统产业,部分商品不适合“分享”。适合分享的商品具有颗粒度适中、非快速折旧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消费者对商品的使用习惯密切相关。消费者对商品的使用习惯决定了商品是否适合分享,进而影响了该行业中分享经济的发展:单次使用时间越长的商品越适合分享;将单次使用时间和使用频率的乘积作为“块度”指标,块度越大的商品越不适合分享。在分别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商品固定效应以及同时排除这两个效应的情况下,这一结论始终成立。五、政策含义基于对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对相关主体如何更好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应对分享经济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对于政府,建议出台政策鼓励风险投资支持分享经济的早期发展,并协同相关监管部门密切关注分享经济中的垄断行为。对于征信机构,建议探索分享经济中积累的声誉信息的合理应用方式,加强信息保护措施并失信行为惩罚力度。对于分享经济领域的初创企业,建议对用户行为特征进行充分调研,筛选出更适合分享的商品。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三个:一是论文研究对象方面的创新。分享经济是近年来才出现经济现象,在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在学术界却是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现有关于分享经济的学术研究缺乏系统性归纳,在理论深度上也有待加深。本文的创新在于首先,对国内外现有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概括了分享经济中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的特点,提出了以供给和需求为视角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初步地分析了分享经济中供给主体、需求主体与传统经济中供需主体的异同,归纳了分享经济的供需融合特征。最后,本文以交易费用、网络效应、信任、使用习惯四个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解释了分享经济发展的源动力。这些工作为解决了当前分享经济研究中概念不清晰、研究对象不明确等问题,为将来的研究扫清了部分障碍。二是论文理论机制分析方面的创新。首先,丰富了交易费用理论、双边市场理论、信任理论和消费理论的研究对象。上述四个理论研究相关领域尚未专门将分享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上述四个理论为基础研究分享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将上述理论引入到研究新经济模式,特别是分享经济的基础理论之中。其次,初步探讨了四个影响因素对分享经济的影响机制。本文通过交易费用理论分析,解释了技术应用降低市场中交易费用的机制;通过构建双边市场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模型,解释了网络效应影响双边市场平台市场势力的机制;通过构建博弈模型,解释了声誉机制在重复博弈中促进合作的机制;通过适合分享商品的特征分析,解释了使用习惯对分享偏好的影响机制。三是研究方法应用方面的创新。数据来源限制和由此导致的实证分析方法缺失是分享经济实证研究进展缓慢的两个原因,本文在这两个方面均有创新。首先,在分析交易费用时,用美国Nasdaq上市的网络借贷平台贷款金额衡量分享经济的发展,构建了包含交易费用的数理模型,运用OLS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其次,在分析网络效应时,用网贷之家网站统计的41家网络借贷企业借款金额、利率、借贷双方人数等面板数据衡量分享经济的发展,用这些变量的系数衡量网络效应,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并使用3SLS回归方法测算了网络效应大小和方向。再次,在分析信任时,运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了分享住宿平台蚂蚁短租在全国70个城市的房间数量,作为分享经济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用CGSS信任数据作为解释变量,用养老金数据作为工具变量,用2SLS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使用问卷调研的方法,用消费者对分享经济的接受程度来衡量分享经济市场的发展潜力,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论文的不足之处有以下三点:一是数据来源的限制和数据质量的不足。分享经济领域尚未建立官方统计口径与统计指标,因此缺乏宏观层面以及产业层面的数据支撑。本文在分别分析四个影响因素时,只能通过微观数据予以实证,并采用不同的指标、从不同的视角衡量分享经济市场的发展程度。宏观数据来源的限制和微观数据质量的不足可能带来如下问题:第一,缺乏不同子业态的数据,例如在分析网络效应使用的是我国P2P网络借贷市场平台企业数据,缺乏来自诸如住宿分享、交通出行等其他业态的数据支持;第二,在研究交易费用和信任时使用的是单个平台的数据,平台时间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导致样本量不足。数据来源的限制和数据质量不足可能影响文章结论的一般性和准确性。二是可能存在遗漏的影响因素。本文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通过梳理已有文献,识别出四个影响分享经济发展的因素。然而本文对影响因素的识别可能存在遗漏情况,例如不同地区的制度因素也是支撑分享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相关制度因素可能包括产业政策、行政管制、产权法等法律法规的完善等。本文仅对国内外相关政策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缺乏实证检验。更全面地梳理分享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三是本文对四个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独立,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框架,也没有在一个统一的数理模型中同时分析这些因素。一方面,分享经济尚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相关数理模型也大多是在二手市场模型基础上的拓展和延伸,视角相对局限。当前学术界对分享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分别对影响因素进行独立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是现阶段的理解分享经济的一种尝试。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分享经济的理解逐渐加深,构建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数理模型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