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刑事合规制度已经成为企业内部治理的流行方式,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启刑事合规试点改革以来,其也成为中国实务界与学界热议的话题,讨论集中在如何正确借鉴他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完善中国单位犯罪治理理论与规范。目前试点改革已经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第三方监督机制得以初步确立,关于刑事合规本土化的热烈讨论仍将继续。本文主要以域外国家现有的刑事合规制度为比较,讨论刑事合规本土化的局限性及改进的可能,具体而言分为四章内容。第一章: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概述。现代公司治理面临的风险中,极为重要的一类即合规风险,具体而言包括企业因不当行为直接受到的处罚或制裁以及企业因受到处罚或制裁而损失的声誉、商业机会等间接风险。因此,企业合规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手段,企业希望通过合规一方面实现企业责任与股东、企业员工、第三方、被并购方、客户等多方责任的有效切割,另一方面以合规向行政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换取实体或程序上的优惠。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对企业自身合规的驱动,现代国家企业监管体系将企业合规作为一种激励公司预防不当行为产生的方法,称为合规激励。在刑法领域对企业合规的激励,便是刑事合规。第二章:刑事合规制度的类型化。自刑事合规作为一种激励手段产生以来,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许多刑事合规制度的不同样态。可分为三种,第一,量刑情节类型,是指在实体法上将犯罪企业建立起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审判阶段对企业量刑的因素,从而实现对企业的刑法激励。第二,犯罪构成类型,是指将企业犯罪时已经具有有效的合规计划作为审判阶段企业的无罪辩护理由。第三,不起诉条件类型,是指企业合规可以作为涉案企业被暂缓起诉的条件,待司法机关对合规计划进行考察后,决定不起诉或继续起诉企业。第三章:中国刑事合规制度的现状。由于实体法中并未明确企业合规可以作为单位犯罪的量刑情节,或企业合规可以证明单位不具备犯罪意图,因此即便在《刑法》或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到实体法上企业合规激励的“蛛丝马迹”,也不能果断肯定在本轮刑事合规制度改革前,刑事合规已经存在于我国刑事诉讼之中。对于程序上的激励措施,当下主要以“合规承诺”的方式实现,企业与检察机关确定合规整改意见,考察期满后,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批捕、不起诉决定,或做出轻缓量刑建议。第四章:中国刑事合规制度的局限与重构。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中,侦查与审判阶段对于企业而言的颠覆性风险都要高于起诉阶段,“检察主导”的合规制度无法给予涉案企业足够的激励效果;当下中国三种类型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均缺乏具有足够规范效力的法律支撑。其中,刑法并未明确将企业的合规建设作为量刑情节或证明企业不具备主观要件的证据,刑事诉讼法中也未将企业合规纳入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之中。当下的司法实践,已经具备将企业合规计划作为涉案企业量刑减轻因素的土壤,应当开始确立量刑情节类型的合规制度,激励企业主动建立合规计划;对于特定领域,可以效仿域外国家的做法,引入犯罪构成类型的合规制度;为提高刑事制裁的威慑力,应当确立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之间更加实用且细致的转化规则,除此之外,还应当完善线索移交机制,受案管理机制的协调情况,以做到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发现的相关行政处罚问题线索,可以不保留地快速移交至相关行政管理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