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查制度在实务界已运行多年,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不仅现行法律法规对初查的规范不完善,而且理论界对初查的法律定位和制度设计莫衷一是。这由此带来了司法实践与理论的对立,造成初查与侦查在程序衔接、手段使用、证据转化及监督救济方面的混乱,不断削减初查制度功能的“红利”。因此有必要对初查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从而衔接好立案和侦查,使公安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中发挥更大作用。理论界对初查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诠释初查的法律定位,以修改立法来构建理想的初查制度。而本文采取“实然”的视角,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重新思考完善初查制度。通过对云南省某市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进行抽样调查和走访谈话,揭示了实践中初查的适用情况。通过梳理理论界对初查制度的研究成果,在“公安机关行政、刑事权力二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初查、侦查和行政案件调查的权力来源、运作方式和法律后果进行研究对比后,提出初查的法律定位应是行政调查权。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初查的必要性及初查与侦查衔接的原则展开论述,指导和构建初查与侦查的衔接,在程序上以严格规范初查的适用条件来完善衔接,在手段上以明确区分行政强制和刑事强制措施来完善衔接,在证据上以坚持初查证据合法性来完善衔接,在监督救济上以正确界定初查与与侦查行为来完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