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面临着发展的关键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发动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对电影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的要求。作为当时的执政党的国民党及其政府这时也基本建立起对电影的国家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以电影检查和意识形态指导为主要形式,同时也开展一定的影片制作。而在这个时候进入电影界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文化工作者也建立起了电影小组,在其领导下,在电影界发起了新兴电影运动,他们在创作上、理论评论上都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同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在电影阵地上展开了争夺,由此开创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道路,在创作上作出了优秀的业绩。在左翼电影的进步主流的带动下,整个中国电影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0年代还是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时期,无声电影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高峰,有声电影在进步电影人的努力下也很快走向了初步成熟。这时期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争夺处于一种重要位置,而同时期的其他社会文化背景也是电影现象产生的另外值得关注的因素。 30年代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家群雄并起的年代,夏衍、田汉、阳翰笙、洪深等对中国电影剧作的形态的奠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郑正秋、孙瑜、蔡楚生、沈西苓、吴永刚等两代电影艺术家为这个时代奉献了大量具有进步社会意识和艺术水准的电影艺术佳作,他们取得了很高的创作成就并各具艺术特色。 这个时期的电影评论理论也是必须给予重视的。左翼进步电影理论接受以苏联电影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电影理论,并介绍引进了欧洲电影理论,好莱坞电影也对这时的中国电影和理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进步电影理论在与国民党官方电影理论和“软性电影”理论论争的基础上实现了自我建设。 新兴电影是在以私营电影企业为主体的电影制作环境下生存的,商业电影的生产要求也对新兴电影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一些主要的私营电影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策略是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新兴电影在尊重这种商业电影运行机制的同时进行了有效的意识形态渗透,进而对电影从业人员和广大观众进行意识形态引导。这些电影作品在尽可能保持自己的意识形态特点的同时也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业绩,说明它们代表了时代的先进思潮,从而获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