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力)人和沈从文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文坛保持了相当的创作独立性，并取得了杰出的文学成就，但他们本人及其作品在以往的现代文学史中却长期遭遇“边缘”的处境。 立足于“边缘书写”这一视角，本论文第一章力图对李(吉力)人的“大河三部曲”与沈从文的“湘西小说”进行深入对比，在对小说文本的具体细致的解读中，精心梳理和彰显同处边缘的南方一隅(川西坝与湘西)在他们笔下呈现出的巨大差异。 第二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文章分别从作家本人的学养准备及文化积淀，作家诉诸于文学的寄予和企望，两位作家各自与“中心”对话的文学姿态这三个维度，分析探究造成此般差异的诸多因素，进而推绎出这一观点：李(吉力)人的学养准备和文化背景，赋予了他“外省审美”的不俗眼光，他将边缘地域视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以超越的气度，坦然审视“川西坝”的历史流变，在“大河小说"中尽显巴蜀文化的精气神韵，进发独特魅力；沈从文自身的阅历及相应的文化心理积淀，则激发了他潜在的抗衡意识，主情地营造一个仿真梦境与现实世界相颉颃，底里是他对“湘西”“边缘处境”的文化焦虑，诉诸文字则转化为一种诗意表达。 基于“边缘”的这种“外省审美”与“文化焦虑”，既是李(吉力)人与沈从文的显著差异，也是他们各自异于同时代作家的文学特质。由此引发如许问题：文学史给予了它们怎样的重视?两位作家相应的合法地位是否得到了承认?论文第三章对此梳理相关纷繁错综的线索，回溯其中短长得失，考量其经验教训，力图对这些问题有所反思，以期对将来文学史书写有些启示，对开拓李劫人与沈从文研究的新的可能性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