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是近年刑事审判中判罚率很高的犯罪类型,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又是毒品犯罪罪名体系中的核心罪名。基于近代鸦片流入带来的惨痛耻辱的记忆和滥用该类物质的严峻现实,我国大陆地区一直以来采取的是严厉惩治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受此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和各地法院审判实践,均以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抽象危险犯为由,将一些构成要件要素不尽齐备的行为普遍认定为既遂,该既遂时段甚至前移到制造毒品(试制)预备阶段。对毒品犯罪采取零容忍态度虽可理解,刑法立场完全由主客观统一的规则转至纯主观主义,却明显忽略了毒品未完成交易与已流入消费者手中在危害程度上的差异,它同时架空刑法总则关于预备与未遂成立条件及其处罚规则,有悖于罪刑均衡原则。基此,本文拟运用罪刑均衡原理,从刑法总则规定的预备未遂成立条件中提炼“未得逞”的同质性,具体论证贩运制毒品预备与未遂的成立条件,以此明确定型从宽处罚的理由,适度确定处罚等级和力度。全文共分五部分,约三万七千余字。第一部分,界定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未得逞”的涵义,说明定罪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刑法总则第22条与第23条的逻辑关联中,明确犯罪未遂成立条件中“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实际也应当是成立犯罪预备的实质要件,由此奠定研判刑法第347条中具体犯罪两种形态的规范基础。其次,梳理认定贩运制毒品“未得逞”形态的规则与现状,指明现阶段我国搁置贩运制毒品“未得逞”形态认定的司法现实。再次,简要介绍贩运制毒品罪在毒品犯罪罪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说明重刑政策作用点选择于此的原由,说明我国司法实践中将该罪定性为抽象危险犯的主要理由,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具体致因。第二部分,探讨细致区分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既遂与“未得逞”形态的理论依据。首先,从体系性解释角度,简要归纳判断犯罪预备与犯罪未遂的一般规则,以及判断实害犯、危险犯及行为犯两种未完成形态的具体规则。其次,从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侵害和危及的法益的角度,说明贩运制毒品罪属于具体危险犯,由此,将对贩运制毒品犯罪形态的具体判断从纯主观主义判断拉回到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平衡的立场上。第三部分,分析贩卖毒品罪“未得逞”形态认定的具体规则。对于贩卖毒品罪而言,在实施贩卖毒品行为之前的制造条件、准备工具的过程属于犯罪预备。贩卖既遂的标准应当采取“进入交易说”,行为人与买家就必要事项达成合意,并且要有现实的“交易”行为,即行为人已经将毒品送至交易环节。“为贩卖而购买”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而非犯罪预备,为贩卖而购买毒品后,基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属于贩卖毒品罪的未遂。“控制下支付”的情形存在认定贩卖毒品罪未遂的可能性。第四部分,分析运输毒品罪“未得逞”形态认定的具体规则。对于运输毒品罪而言,分为两种情形:对于人货同行的情形,认为开始搬运毒品时即为运输毒品罪的着手,当毒品达到合理位移时形成运输毒品罪的既遂;对于人货分离的情形,认为在开始将毒品送至邮局或运输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取件时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着手。根据人货分离情形的特殊性,当行为人将毒品交至实际运输者或单位时,运输行为完成,具体以运输部门通过安检投入运输时为既遂。第五部分,分析制造毒品罪“未得逞”形态认定的具体规则。对于制造毒品罪而言,知道配方情形下已经制造出半成品的行为是制造毒品的既遂,因为此时毒品危害社会已有现实危险。在已知制造毒品配方和工艺的情形下准备原材料或制毒设备的,以及试制毒品的,属于犯罪预备,此时如果发现现场存放制毒物质的,应按其数量推算可能制出的毒品数量,以此确定法定刑等级,对应加重法定刑而须下调刑罚的,可以参照买卖制毒物质罪中数量与法定刑的对应关系,确定对其具体处罚的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