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崛起速度出人意料。然而,经济增长的代价逐渐显现,生产安全事故的频发与环境严重污染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中国的地方治理提出了重大挑战。本文以目标考核体制为现实背景,以官员晋升激励相关理论为理论依据,采用DEA数据包络分析的方法测算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总绩效;采用回归分析对官员特质,政商关系对地方治理三个领域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对三个领域绩效互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各级地方官员处于本地的晋升锦标赛中,随着任职的年限不断增加,不断致力于经济发展绩效的提升,而缺乏推动环境及安全生产治理绩效提升的动力。相对于其他来源的官员而言,本地升迁和中央调任的官员能实现更高的经济发展绩效。并且,相对年龄差越小的官员更致力于提升经济发展绩效,向中央政府证明治理能力从而晋升,并通过短期内提高环境治理的投入,以免于问责;相对年龄差越大的官员,能更好地统筹兼顾整体绩效的提升,通过更稳健的发展方式以获得晋升。另一方面,本地的经济发展绩效又受制于本地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因此政府需要协调好与市场的关系,同时又要面临环境和安全生产的问责压力。研究发现,政商关系“密切”程度与经济发展绩效呈现负相关,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正相关。本文的政商关系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指数进行衡量,政商关系越“密切”,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力度越大,如此可以有效约束企业的生产行为,然而这样的管控对本地经济发展起到负面影响。最后,经济发展绩效以产业结构合理化,技术效应这两者为中介变量与安全生产治理绩效呈U形的相关关系。以人口规模,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科技效应这四者为中介变量与环境治理绩效呈倒U形的相关关系,并且经济发展对本地环境及安全生产治理绩效的影响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治理并非简单的绩效管理过程本身,其背后有深厚的政治意蕴。本文研究发现为进一步理解各领域各地方治理绩效的差异,内在激励,以及地方治理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