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身体史”概念日趋常态化,随着西方汉学热潮、大陆社会史的振兴以及新史学的蓬勃发展,许多“身体史”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其中不乏对女性身体的关注。生育一直是古代女性的重要职责,本研究从房中求子、妊娠之验与安胎、分娩技术与稳婆群体、哺乳行为及乳母的历史境遇等几个方面,探讨生育行为中蕴含的女性身体认识与古代医学发展的关系。从现存史料来看,中国的房中术从先秦到明清一脉相承,最基本的原则、技巧和诉求始终不变。房中书籍对身体的描述总是详于女而略于男,尤其对女性的动作、声音、表情、甚至分泌物,描绘细致,保存了大量女性性生理和性心理的史料,为正统医书所不及。天道观的思想渗透在整个医学领域也渗透在房中书中,生命始于怀孕,季节、天气、方位等因素决定交合的时机。近世医学对于无子成因、种子时日与生男生女等问题多有创见,“暗经”与“五不女”构成了求子的两个极端。前者一生无月经却能受孕生子,对照现代医学理论,很可能是古代早婚与不节制生育留下的身体记忆,今己罕见;后者的提出使无子病因从道德问题进一步走向医学化。诊断妊娠以“手少阴脉动甚”“阴搏阳别”“身有病而无邪脉”“浮沉等正”四种脉法为代表,此外有一些辅助验胎法。尽管书面语言无法反映脉诊的实际原理,但许多医案确实记录了妊娠误诊的存在,这些医案发生的时代正是脉诊理论成熟、妇人脉法己产生的明清时期。养胎方面,从张仲景、王叔和,到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完成了从零散的实践经验到系统理论的转化,而禁食兔肉与忌见优伶等习俗则反映了“相似律”与“接触律”的思维方式。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宋代开始流行“入月预备药物”,以备不虞。尝试还原这些器物与药物的用处,可以重构分娩的历史场景。医家提出多种分娩姿势,与其视为对生产体位的要求,不如视为针对不同体位建议最佳姿势。产科在宋代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产科医生。杨子建《十产论》提出处理横产、倒产、偏产等十种胎位异常及脐带缠绕的外治手法,使许多产妇摆脱困厄。稳婆,是产妇分娩不可或缺的参与者,通常指以接生为业的妇女。宋代以来的医书虽屡言及稳婆,但对她们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相当一部分医家认为,女性分娩属于自然过程,稳婆不当的助产方式是她们受到批判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贪财好利。大多数医家建议,择稳婆应首选年老稳重、经验丰富者。采取“但要我用他,不可他用我”的态度。另外一些记载展示出男性医家与稳婆互相配合,共同探索助产技艺的情形。医家对于民间稳婆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世产科的发展趋势,即产科理论与实践领域的脱节。医家一味排斥刀割之用,是在生产应顺其自然的理论指导下对具体实践技术有效性的否定。性别因素、医学发展的内部争论、文学形象与历史实际的差异是我们重新评价稳婆时须考虑的因素。为初生婴儿拭口去毒,是哺乳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古代医家认为,胎儿妊娠过程当自母体承得一种热毒,为未来染病之源。断脐时间、工具方法、所留长度及断脐后护理,均有一定法度可循。脐带联结母婴双方,对于难产、血运、气脱、胞衣不下等危急情况的救治,如何断脐也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乳养方式代表每个社会育婴文化中最基本、最普遍,也最核心的一环。乳汁的成分和质量直接反映了哺乳期母亲的营养健康,近世医者认为乳汁还可以反映母亲细微的心理活动与性情好恶,影响并传递给乳儿。故其主张对乳母进行严格的约束,以求保养幼婴。婴儿娇弱,不便服药,古代医家即让母亲或乳母代为服用,再以吸收了药物的乳汁哺育婴儿,是为酿乳,酿乳药的服用方法大约分为乳母服与母子同服两类。一般家庭无力雇佣乳母,只能依靠亲友协助。乳母以她们的乳汁与温婉的母性关怀谋求生计,因服务对象不同,生存境遇差别明显。育婴堂的史料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物质条件,牵动着社会发展,有助于我们反省传统中国如何认识女性,对待女性,及中国人的医疗救济、身体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