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为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三个官办社工机构,推动社会服务发展。作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先行者,至今已有14年。本研究旨在观察三大官办社工机构多年的运作和发展状况,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实地访谈25名社工发现,三大官办社工机构由政府主导和推动建构,以稳定与秩序为政治发展目标。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制运作下,社工服务与管理呈现如下特征:管理日趋精准化,表现为责任到人、检查日常化、痕迹主义;专业实践技术化,具体表现为服务过程程式化、服务内容标准化、服务结果数字化。其核心特征与乔治·瑞泽尔“效率、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的“麦当劳化”不谋而合。但与乔治·瑞泽尔和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市场决定论和过度消极倾向不甚相同,三大官办社工机构的“麦当劳化”是由行政主导,理性发展的背后极具矛盾与张力:一方面,“麦当劳化”策略推动了社会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的建设;另一方面,在科层制和项目制双重工具理性的驱动下,机构与社工的价值理性受到挑战,自主性与独立性受到限制,并为专业化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非预期后果:行政主导的效率、量化管理的压力、陷入两难的专业。本研究中麦当劳化的概念与乔治·瑞泽尔的麦当劳化概念有所不同,它是在当代技术治理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体现了中国社会工作特定的发展阶段所具备的特征,即行政主导下的麦当劳化是目前的状态和特征。引入“麦当劳化”意不在借用西方概念解释社会工作的中国经验,而是试图与当前技术治理背景下行政发包制、项目制等理论对话。最后,面对一系列理性化的非预期后果,社会工作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实践话语,在持守专业品性的同时又能更好保卫和服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