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的文学创作,是与该民族在该时期的语言研究的成果、语言在该民族人民中的普及度息息相关的,比如《诗经》之于周秦汉语,唐诗之于中古汉语,明清小说之于近代白话。韵文的创制则与该民族在该时期的语音面貌息息相关,比如四六文之于汉语四声,唐宋诗词之于《广韵》、《礼部韵略》,元代剧曲之于《中原音韵》,白话新诗之于国语语音和民国韵书。语言、语音跟文学、韵文的创制始终是“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国语运动是从切音字运动中引发出来的。从清末切音运动到国语统一运动,人们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以怎样的语音标准统一国语,以怎样的方式来记录国音。中古以来,尤其是明清以降,汉语语言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语音的研究,晚清至民国的现代语文运动继续以语音为主,艰难地探询着国语统一的语音标准;标准语问题实际上只是标准音问题,故而国音标准的统一问题被历史地推到了现代语文运动的最前台。历史上汉语韵书编纂“赏知音”和“广文路”的两大终极目的,使民国时期的语音研究必然和白话文学里的韵文创作联姻。民国韵书是联系国语语音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津梁。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一部国音诗韵,《中华新韵》是民国时期的第一部也是汉语韵书史上的最后一部官方颁行新国音韵书。胡适的《尝试集》是现代新诗的鼻祖,闻一多的《死水》是新格律诗的经典,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是延安诗歌民族化大众化的代表。这些经典韵书和代表新诗之间的音韵关系,必将为汉语韵书、国语语音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的“三聚头”穿针引线、搭桥设路,必将为后来汉语语音、韵书纂制自觉服务于汉语白话韵文创作的音韵诉求遗典垂范。本论文将对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之间的密切关系做一较详尽的探讨。论文分为五章,最后为余论和结论。引言部分对与本论题相关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核心术语做了梳理和界定,以免在讨论时引起歧义。然后重点评述了建国前后学术界 对本论题的研究状况,对相关研究文献做了分类述评,分析了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关系研究上的一些问题,探寻可能拓展国语语音和现代白话新诗音韵关系研究的一些向度;说明了本论题的一些研究思路、方法、逻辑结构和研究意义。第一章讨论了国语语音的统一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首先考察了从清末切音字到国语运动的发展,认为清末切音字运动是注音字母的先河,注音字母为国语语音统一准备了物质条件,国语运动最终确立了国语语音的金标准;国语统一问题基本上仅仅是国语语音的统一问题。其次,认为民国国语语音的统一是汉语语言研究从义本位向音本位转向的历史必然。最后详尽地分析了国语统一与白话文运动的联姻历程和联合理据。第二章重点讨论了民国时期出现的两大韵书,认为民国韵书是国语语音和白话新诗音韵联合的津梁。分析了汉语韵书编纂的两大目的,重点从科学实证的角度讨论了民国韵书编制的语音标准和民国官韵《中华新韵》对民国国音韵书的精进,比如民国韵书韵部的分合及其通别的比较,其韵部名称及其次第的比较,其小韵数目及其排列次序的比较,以及民国韵书对旧入声的妥善处理。最后诠释了《中华新韵》新旧各体韵文写作的押韵例。认为统一的国语语音和精善的民国韵书尽可能变革、规范现代白话新诗的音韵实践,而大量的白话新诗创作的押韵实践又对国语语音的推行和民国韵书的撰制提供不可多得的语料,二者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某种互存相补的密切关系。第三章对民国学人白话新诗的押韵思想做了较详尽的述评。重点探讨了现代白话新诗该不该押韵,如果押韵,该押什么语音标准的韵,以及押韵的审美价值等问题,并对押韵派和废韵派的观点做了适当的分析。最后结合民国韵书,对现代白话新诗的韵式做了全面的梳理。第四章探讨了白话新诗的节奏与国语语音的关系。本章重点以现代白话新诗为例,论述了胡适的新诗理论,穷尽式地统计了《尝试集》和其中十四首胡适认为是真正白话的新诗轻声字的使用情况,论述了胡适的自然音节与旧诗的平仄节奏之间的关系,以及胡适新诗节奏理论与国音轻声研究的密切关系。胡适改诗是对白话新诗重轻节奏的自觉强化,以重轻节奏代替平仄节奏,是胡适白话文学观的必然逻辑。胡适以北方口语里的声调变体----轻声来突破旧体诗平仄的节奏模式,从而使白话新诗的节奏类型自别于旧体诗,客观上拓展了白话新诗的节奏类型。但他过分夸大轻声的作用,欲以流行于欧美的重轻律代替汉语旧诗的平仄律,忽视了汉语诗律的古典传统,这是不妥当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具体讨论了白话新诗的用韵与民国韵书的通别。分别以胡适《尝试集》、闻一多《死水》和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为例,重点考察了这三部新诗的用韵实际,并为之做了赅备的韵谱。探讨了其变调相押与国语语音的轻声之间的关系,全面比较了其用韵标准与民国韵书的通别,分析了初期白话诗《尝试集》的押韵对现代白话新诗用韵的深远影响。认为《尝试集》时代,白话新诗的用韵标准处于一个过渡状态:旧诗韵己经破坏,而白话新诗的语音标准尚未确立。胡适的押韵标准基本上是按照当时的国音标准,并且符合国音韵书的通别规定,少数诗作以方音或古韵押韵。到了新格律诗的《死水》,28首诗,首首是押韵,押韵的语音标准也是根据国语国音。其少量诗里的个别韵段以湖北浠水方音相叶,这是《尝试集》以方音入韵的影响,但是其数量比《死水》之前的《尝试集》、《红烛》等明显要少得多。《死水》押旧诗韵的韵段比《尝试集》少得多。《死水》继承《尝试集》轻声字入韵的的良法,也自觉利用现代白话里特有的轻声字,构成韵脚,合辙押韵,比较成功地表现新格律诗的音乐美。40年代延安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其押韵的语音标准仍是根据国语国音。虽然以陕北方音相叶,但是数量比《尝试集》和《死水》明显要少得多。之前押旧诗韵或词韵的韵段,在这部民族化大众化的长诗里基本退出了。可见,国音的推广和国语韵书的纂制等国语语音统一运动对现代白话新诗音韵深入、持久和广泛的影响。但《王贵与李香香》受诗人押韵思想和陕北方言等影响,忽视了《尝试集》、《死水》等新诗白话轻声变调相押的优良传统,应引起新诗作者的注意。余论部分是论题的进一步延伸和总括。以胡适《去国集》、鲁迅和毛泽东旧体诗词用韵为个案,考察了国语语音、民国韵书对现代旧体诗音韵的渗透作用。认为民国统一的国语语音标准不但模铸了现代白话新诗的音韵,使《尝试集》为代表的白话新诗基本上摆脱了旧诗韵一统天下的局面,转向以国音韵为主,适量参以方音韵或少量古韵,七百多年来,首次实现了汉语诗歌创作用韵与实际语音的统一;更重要的是,如同白话语言一样,国语语音的“金标准”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说话和为文押韵的自觉追求,即使是以押旧诗韵为职志的旧体诗,其用韵也部分地摆脱了平水韵的羁绊,有意识地参用了国音(普通话)的标准。统一的国语语音和编纂精善的民国韵书尽可能地变革、规范了《尝试集》以来现代白话新诗的音韵,也渗透到现代旧体诗的音韵实践;而大量的统一了语音标准的白话新诗,以及渗透了国语国音的现代旧体诗音韵的实践,会在南北各方言区普遍流传,广为阅读,这又反过来大大有利于改造旧诗韵,推行国语语音、缩减方音韵和撰制科学的民国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