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是社会民众向社会管理者表达意见的一种最简单和直接的方式，也是当权者或政府监督基层官吏、赢取民心和维持政治稳定的一种治理技术。在中国传统社会，已经有了“登闻鼓”、“邀车驾”等类似于信访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在整个社会民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访成为一种联系群众、解决问题的重要制度，并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理论上来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其目的是联系群众和解决纠纷，是一种具有监督和救济双重性的社会制度，但它仅仅是一种具有补充性质的制度，不应当成为监督和救济的主要方式。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由于社会矛盾的积聚和社会纠纷、社会救济体制的缺陷，导致了信访这一本应是补充性质的制度被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承载了太多其本身无力承载的重任，被民众寄予了许多无法实现的厚望。信访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信访本身，其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传统的集权制度、现行的国家中心主义以及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道德的过分信赖，形成了人们心理上对信访不可避免的依靠；而社会大变革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的爆发和社会问题的涌现，致使信访量猛增、过激行为不断，国家在对待信访问题上，处于鼓励还是控制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对于当前问题众多的信访制度是取消还是保留，学者们有着较大争议，事实上，去留之争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加强和取消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信访本应是一种补充性质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救济制度，过分的加强是“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做法；而取消信访制度，则剥夺了广大访民心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取消信访其带来的不一定是对法治的信仰，而极可能是所有希望和信仰的破灭，因而取消信访的观点是幼稚的。要缓和目前因信访带来的社会矛盾，解决日益严峻的信访问题，必须从信访本身和信访之外同时着手，而且信访之外的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信访本身来讲，需要转变当前解决信访问题的思路，需要从疏导而不是压制的思路出发，减轻基层政府迫于排名的压力，缓和与访民之间的紧张对立，从信访之外入手解决信访问题，就需要通过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来约束政府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减少腐败，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对受损的权利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事实上，信访伺题的最终症结在于权力的过分集中且不受约束，导致了权力对权利肆无忌惮的侵害，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的根本就在于权力的分立和制衡，在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立和司法独立的实现。信访的最终出路在于司法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民主政治和法治文明的实现，让信访制度像国外的监察专员和苦情制度那样，成为一种具有补充性质的社会监督和社会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