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资源环境破坏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风险不断累积，已危及到民众健康与社会和谐，成为我国谋求绿色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突破的主要瓶颈。环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环境污染具有外部的负经济效果，环境成本内部化是通向环境保护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历程中消解其环境资源约束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思想，为减少环境污染治理和资源质量下降等环境耗费成本，企业必须进行环保投资，开发清洁生产技术，从根源上预防、减少乃至杜绝环境污染。这既是政府、消费者、媒体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施加压力的结果，也是企业提升自身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内在要求。　　在我国企业环保投资机制中，企业承担提升环境绩效的主体责任，政府则负有主导责任。随着环境保护形势的日益严峻，政府不断加大对企业治理污染的监督力度，在环保方面出台相应的规制政策，企业的环保投资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企业初始环保投资大、成本高，投资收益无法显性化，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往往投资意愿不足，需要政府给予环保激励政策，更好地驱动和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作为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参与主体，其消费行为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本文认为，企业环保投资机制不同于企业自主投资的一般内在机制，从环境可持续发展视角看，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目标是提升环境绩效，它是企业、政府、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保投资成本、收益、约束等要素发生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环境绩效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督促和激励企业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在此基础上构建环保规制与激励政策长效机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外部性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首先，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机制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入手，探讨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消费者在环境保护中各自发挥的作用，阐释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内涵，揭示环境绩效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关系，并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策略来说明其对环境绩效的变动影响。其后，对企业实施环境成本内部化所面临的环境绩效优化约束条件进行识别，由此构建企业增量利润净现值最大化的最优化模型，对企业环保投资定价决策、实现盈亏平衡产销量决策以及政府环保激励政策进行分析和检验。并且，从供应链环保投资协同层面进一步探究供应链成员企业合作的内因，对供应链企业环保投资决策行为进行分析，构建基于污染物排放环境约束和碳排放约束的供应链可持续发展模型。最后，从环境负债的视角解析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政策驱动要素及其互动逻辑，以逐步消减、杜绝企业环境负债为导向，提出构建政府环保规制与激励政策和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建议。　　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对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分析不仅仅是针对企业自身，而是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探析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内外因素以及环境绩效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揭示了企业环保投资机制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决策和提升环境绩效的内在逻辑。第二，通过引入环境容量、政府监管和消费者偏好三个约束条件，运用数学规划模型方法构建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模型，采用案例研究法和实证分析法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从定量分析角度阐释环境可持续约束条件下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可行性，并就政府补贴激励政策给出量化分析。第三，基于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创新思维，从单个企业环保投资决策行为延伸到整个供应链环保投资协同层面，拓展引入节能减排领域的碳排放约束，构建供应链环保投资模型以阐释基于环境可持续的供应链企业协同机制，研究合作式供应链企业如何在政府环保政策引导下，充分利用供应链企业环境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限额，通过转移价格有效传导政府补贴等政策激励，制定环保产品的最优产销量策略实现协同收益，达到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目标。第四，创新性地将环境负债理念引入到企业环境行为与政府环保政策的关系研究中，从环境负债视角探讨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保障措施，如政府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企业环境违法代价，建立企业环境信用制度等，以实现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机制的内涵，从企业环保投资机制参与主体的价值诉求、整体利益驱动并兼顾宏观与微观的视角，对企业及供应链环保投资决策行为进行定量分析与研究，可为政府制定环保规制与激励政策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