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现代增长理论,无不将资本积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其它要素相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直接和显著。投资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短期的需求效应,即投资是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投资增加能够直接拉动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带动总产出水平的增长;二是长期的供给效应,投资可以形成新的资本,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因此,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产出,没有投资的增长,经济就不可能保持一定的增长。不仅如此,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投资波动一直被认为是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此,投资变化是判断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指标,投资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变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大起大落,也就是说是以交替性的扩张和紧缩为明显特征的;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而不是效率驱动式的集约型增长,显然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增长不具备可持续性。而这两方面的问题都与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对改革以来我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效率的研究就成为本文的主题。随着经济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投资主体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目前国有经济仍在我国投资结构中占有较大优势,我国的投资的主体依然是政府而非企业。作为内涵式投资主要形式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为我国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在技术改造及效率提高方面投入不足。不仅如此,通过固定投资决定模型我们还可得出,由于体制性的“软预算”约束机制的存在以及利率尚未市场化,我国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应并不敏感,利率弹性较小。改革以来我国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周期基本吻合,我国的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波动引起的,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因素的影响是造成我国投资波动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并且,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改革以来逐年增加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劲地拉动了我国的内需,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不仅如此,我国投资、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近年来我国的投资率呈逐年攀升趋势,而消费率却呈下降趋势,目前我国存在着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即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现象。造成这种失衡现象的原因,既有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工业化进程因素,又有投融资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因素。而显然目前的高投资、低消费的格局会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就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改变目前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局面的关键所在。在测算出我国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我国的资本产出比(K/Y)、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我们发现近年来我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呈下降趋势,而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在逐年上升。这说明改革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所驱动的,是一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而非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提高我国投资效率的根本途径在于:完善投融资体制,提高更新改造投资的比重,增加技术进步的投入,以实现我国经济的集约式增长。总之,只有从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战略高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