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分水岭：在这之前中国社会呈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完备形态的封建社会，而在这之后中国社会呈现为以追求民族独立和富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复兴进程。在这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多元的社会因素与频繁的重大历史事件交织其间，最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但显然，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我们距离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中国还有一定的差距，至少与西方许多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且我们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遭遇了许多挫折，其中一些甚至可以称之为重大的挫折，如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因此，进一步探索民族复兴的进路，寻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佳实践模式，寻找中国共产党如何有效执政的道路，就构成了当代中国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这个课题的答案已经给出，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来统领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法治成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任务的必要选择和目标追求。　　 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确立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真正建成，从当下的现实到理想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诸多因素的支撑。事实上，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模式理性思考的缺位，也就是说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逻辑的认识和研究还非常欠缺。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逻辑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层面的理性思考，是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以及由各因素之间的逻辑联系所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该体系至少要包括以下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法治、法治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的具体目标是什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良法、推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及关键因素是什么等问题。而对于以上以些问题的回答，也就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本内容。　　 本文由序言和正文组成，正文分为五章。在序言中主要说明选择本论题开展研究的目的、意义以及预期解决的问题，强调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进路，但这一道路必然是曲折和充满困难的。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所蕴涵的诸多理论和问题，从而为如何认识、理解、期望和践行社会主义法治提供新的视角。　　 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法治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合法性标准的变迁与启示出发，提出并探讨了中国社会执政合法性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四个原则的框架下，考察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合法性的认识及合法性资源的积累，尤其对中共法治观念变迁与实践的历史进行了哲学的分析，也指明了面临的法治挑战和难题。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与社会主义法治之间的逻辑统一性，即社会主义法治和中国共产党执政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具有内在统一性；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取得和巩固执政的合法性，必然要采取法治的治理方式，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章进一步从四个具体方面研究我们选择法治的原因。首先从对人治反思的角度进行论述，通过分析人治的特征与理想状态的不可能性，指出人治状态下法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得出法治与人治不可调和性及对其彻底颠覆的必然性的结论。接着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证明法治选择的必然性，通过辨析“好的”与“坏的”市场经济的特征以及描述市场经济对法治内生需求，认为不仅市场经济决定了法治选择的必然性，同时法治对市场经济具有鲜明的引导价值。接下来从政治的角度论述法治选择的必然性，分别从政治体制改革、公共权力制约与有限政府限定三个层面论述法治与政治的内在关联，尤其指出我国当前所进行的政治建设蕴涵了强烈的法治诉求。最后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论证法治选择的原因所在，通过分析全球化的规则特征指向，指出全球化导致中国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重要转变，这些客观的实践必然需要法治参与其中，否则就不能适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　　 第三章研究内容侧重于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图景，即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是什么?本文借重于两个维度来探索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图景，一是西方法治概念与理论变迁的逻辑线索，分析了西方国家对于法治所赋予的理解，如治理方式、正义、权利、分权、社会契约、法律至上等内容对法治的构成或者对法治的规定；二是以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法治特征及价值取向为参照，通过诸如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君权神圣向立宪、共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以刑法为主向刑法、民商诸法并重的转变等一系列不同转变的剖析，通过这些不同的转变来对照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指向。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想的三个基本目标：一种文明秩序的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的意识形态性、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证特征。　　 第四章主要探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良法。得良法而治是法治的最高境界，社会主义法治同样如此，但良法无论是标准的界定还是实际的建构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本章并不是对如何建立社会主义良法的标准或者原则做出完备意义上的探讨，而是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社会主义法律的实践出发，侧重探讨四对重要范畴对于社会主义良法建构的影响及现实意义，这四对重要范畴分别是：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国际化与本土化。　　 第五章主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现的道路模式及关键因素。本文通过对法治化进程的两种模式的比对，提出市民社会的因素是法治道路模式选择的分水岭，具体分析了我国选择政府推进型法治化道路模式的直接原因，进一步指出该模式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并结合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最后本文专门就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和司法独立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认为依法执政、司法独立这两种因素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目标的关键因素，并就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如何实现这两大关键因素与社会主义法治目标一致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