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将“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作为本次机构改革的着力点。“协同”、“绩效”已成为当前政府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理论研究应结合治理实践予以回应。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等方面付出巨大努力,各大流域、主要湖库以及功能区水质状况有所好转;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基本解决,城市饮水问题由保证安全向提高品质转变。不过,我国具有“人口多、发展相对落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及具有“水资源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水资源时空部分不均”的基本水情,加之过往高耗能、粗放式的发展和管理方式,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深入,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大,我国各大流域水资源治理形势依然严峻: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时空分布不均使问题更加尖锐;水污染已经形成了从内陆水体向近海地区、从地表水向地下水蔓延的趋势,流域地下水水质污染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水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OECD流域治理研究项目指出,水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的主要症结是政府协同治理能力亟需提高。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实践中,公众参与受政府力量主导,存在公众参与异化、公民参与程度低等问题,市场力量也有待进一步发展,政府在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中处于主体地位。当前,流域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仍需进一步完善,传统的行政区域分段节制与流域水资源地理整体性、生态系统性的矛盾日渐突出,各部门分割管理愈难满足流域水资源功能多重性、效用外溢性的要求,“九龙治水”难以扭转流域水资源治理的严峻形势,部门间治理协调性尚要提升;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流域与区域治理同步性亟待加强,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成为检验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试金石”。可见,提炼流域水资源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并在理论整合的基础上建立周全的理论框架用以描述、解释和预测,是当前我国流域治理研究的着力点。本研究的思路是:将流域水资源治理效果置于绩效的语境中,结合治理的制度环境,凝炼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的核心问题:一是“什么是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即流域水资源治理效果如何;二是“怎样实现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即流域治理协同绩效的实现机制是什么。通过构建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链模型,从理论层面描述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的影响因素、效应机理和实现机制;通过构建包含流域水足迹和财政支出协同度等指标的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组态视角的QCA方法,基于2001-2015年我国重点流域的相关数据,从实证层面对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进行评价、对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实现机制量化分析。根据实证结果,结合我国流域水资源战略环境的类型学划分,给出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的实现路径及优化建议。本研究认为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是指,政府协同治理流域水资源的效果,是政府通过内部管理、优化结构、改进运作方式和流程等行为,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和协同联动,提升治理协调性和同步性,从而提高流域水资源治理能力的过程。基于分析框架和逻辑思路,通过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后,得到以下结论:理论层面:第一,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链分析表明,目标嵌入、组织支撑、机制协调和监控合作是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的影响因素。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链实质是,将流域治理效果置于绩效的语境下,以协同治理为核心内容,探寻如何实现流域有效治理的问题。借鉴波特价值链的核心理念,将政府协同治理行为类比供应、生产、发运、销售等企业经营活动,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可视为政府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在环境推力、内生压力和外部拉力的协同治理动力场中,随着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链的延伸而不断“增值”。目标嵌入是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的“指挥棒”,引领“弦乐”“器乐”等治理主体的“琴瑟和鸣”。目标嵌入类似于“纵向嵌入式治理”行为,中央或省级政府不是流域水资源治理的“主宰者”,也不是流域与行政区域结合的“旁观者”,而是促使部门或地方政府间协同合作的“激活者”,通过法律法规、战略规划、条例规章等依托层级权威整合价值碎片,政策法规制定同时也是部门协同联动的结果;组织支撑是流域水资源治理活动的“接棒员”,实现协同治理“接力赛”的环环相扣。组织支撑是目标嵌入的执行载体,通过流域管理机构、中心政策小组、专项任务小组等“跨部门、跨区域”的组织机构搭建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的“骨架”,架接流域与行政区域管理结合的桥梁;机制协调是流域水资源协同绩效的“催化剂”,通过协商决策、信息沟通、职能协调的机制性、程序性安排或技术手段,加速目标嵌入和组织支撑这些“反应物”的“化学反应”,从而更好地产生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这种“生成物”。监控合作是流域水资源治理节奏的“节拍器”,通过设计出“提档”、“踩油门”的激励措施,制定“降档”、“踩刹车”的约束监管制度,为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链前段环节提供保障,确保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能够落地、生效。第二,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链揭示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的实现机制。围绕部门间的治理协调性和流域、区域间的治理同步性,基于Thomson&Perry(2006)、Bryson(2006)和Ansell(2008)的理论模型,结合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的制度背景,提炼出价值共识、沟通协商和激励约束三个维度,刻画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链的效应机理:目标嵌入通过作用价值共识,影响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组织支撑和组织性机制协调通过优化部门间的沟通协商,促进治理协调性从而影响治理协同绩效;市场性机制协调通过利益激励效用,监控合作通过约束控制效应,对治理同步性提供保障,从而影响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实证层面:第一,根据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评价指标。基于2001-2015年我国重点流域水资源相关数据的评价发现,专项法律法规、重要政策文件的出台时间与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的波折点一定程度上存在吻合现象;较高治理协同绩效往往伴随较好的组织支撑、机制协调和监控合作;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地域差异性较明显,八大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级:较好的珠江流域(0.753)、太湖流域(0.747)、长江流域(0.714)等南方水系;中间层级的松花江流域(0.624)、黄河流域(0.618)、辽河流域(0.603)、淮河流域(0.599)等北方水系;流经人口密集京津冀地区的海河流域(0.477),尚待加快改善。第二,fsQCA的必要条件模糊集分析表明,目标嵌入、组织支撑、机制协调和监控合作均能提升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其中,目标嵌入和机制协调影响力较其他因素更强,组织支撑影响力弱于其他因素。根据fsQCA条件组态分析,基于影响因素的功能定位,得到4种有效条件组合:组合1,中央目标嵌入效力和组织性机制协调协力发挥效能,监控合作并力和组织支撑能力较高;组合2,地方目标嵌入效力和组织性机制协调协力发挥效能,组织支撑能力缺失、监控合作并力存在;组合3,目标嵌入效力和机制协调协力主导,组织支撑和监控合作均缺失;组合4,组织支撑存在,监控合作缺失。基于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存在四条实现路径:(1)四措并举型协同治理路径,目标嵌入、组织支撑、机制协调和监控合作同时具备;(2)“协调-激励”型协同治理路径,强调目标嵌入、组织支撑和机制协调的作用;(3)机制调节型协同治理路径,具备较强的目标嵌入效力和较高的机制协调协力;(4)“协调-约束”型协同治理路径,该路径更应突出地方自主性,加强监控合作。综上,我国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和优化建议应具备差异化特点:(1)大中型流域,处于流域水资源跨域性较高、流域管理机构掌控力较强的战略环境中,可选择四措并举型协同治理路径,并通过成立流域“河长制”协同治理委员会等措施加以优化;(2)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流域,处于流域水资源跨域性较低、流域管理机构掌控力较强的战略环境中,可选择“协同-激励”型协同治理路径,并通过推动流域市场化治理加以优化;(3)主要流经一个省级行政单位的中小型流域,处于流域水资源跨域性较低、流域管理机构掌控力较低的战略环境中,可选择机制调节型协同治理路径,并通过建立“省-市-级”三级信息化平台等措施加以优化;(4)西部地区的流域,往往处于流域水资源跨域性较高、流域管理机构掌控力较低的战略环境之中,可选择“协调-约束”型协同治理路径,并通过强化监控合作加以优化。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或贡献在于:第一,研究选题层面,尝试凝练核心问题。本研究从政府治理视角出发,将流域水资源治理主要症结凝炼为流域水资源协同治理问题,并从绩效和实现机制为切入点,尝试对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进行评价、对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实现机制进行量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的实现路径和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第二,理论研究层面,试图构建形式理论。本研究借助企业管理中价值链的思维,构建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链的分析框架,探讨影响因素和实现机制,围绕目标嵌入、组织支撑、机制协调、监控合作等4个层面提出8个假设,并尝试予以验证,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意义。第三,研究方法层面。目前流域水资源治理领域,理论论述文献较多,实证角度研究较少。本研究实证方法可能有的创新之处:一是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理念,运用水足迹、协同度等理论,构建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动态评价模型;二是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分析政府治理问题。QCA是从组态出发分析问题的新视角,是近十年来发展和应用较快的定性和定量研究交叉方法。目前,国内的国际政治、企业战略管理等研究领域开始引入该方法。本研究尝试运用QCA方法分析我国流域水资源治理协同绩效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