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罪刑法定的要求，独立的滥用职权罪在97年刑法典中得以确立，这是刑事立法的进步。但滥用职权罪脱胎于79年刑法的玩忽职守罪，亦承继了其罪状不明确的缺陷，未能跳出“口袋罪”的窠臼，可谓“小口袋罪”。本文的思路在于，首先力图发现问题，并尝试立足于罪刑法定理念下的刑法解释理论，给本罪以相对合理地解释，以应对实践中的适用难题，但同时承认，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立法的不断完善。第一部分简要考察了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首先，“口袋罪”规定的模糊与歧义以及由此引起的理论纷争是亟待解决的课题；其次，司法实践之任意出入罪危险：一方面，民众反应激烈的事件容易纳入这个口袋罪的视野，不当入罪的危险增大，罪刑法定精神往往只能退居其后；另一方面，在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某项特殊渎职犯罪的情况下，以罪刑法定为借口，相当多的滥用职权行为未受追究，法条又形同虚设。第二部分，罪刑法定下解释之规则。作为罪刑之法，刑法之解释几无避免主观性之可能，然而，刑法的客观性又是罪刑法定理念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所以，如何处理刑法解释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问题，就成为刑法解释的首要问题。刑法理论上存有主观解释论、客观解释论以及折中说，折中说是刑法适用解释的应然选择，其要点在于正确把握立法原意，同时发掘出现在应有的客观而合理的意思。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及其制约下的刑法文本的特殊性，刑法解释应遵循相应的解释规则，核心是严格解释及生活逻辑的规则。第三部分，滥用职权界说。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并基于语义、体系、历史与生活逻辑的分析，本文力图获得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结论。首先是对滥用职权的概念解析，并对相关的学理解释进行了梳理。其次是考察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的关系问题。滥用职权罪能否包容超越职权行为，理论界尚有否定意见，而站在主观解释论的立场，考察滥用职权罪的立法背景，可以得出肯定结论。这个结论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精神，因为，刑法关注的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而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均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当、合理行使其权限的行为，在刑法上作同一的评价是可行的；同时，这个结论也无损于公众的预测可能性，因为立足于常情常理、生活逻辑与公共政策，具有起码智识与规范意识的人都能理解两者的同一性。再次是关于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界分。理论界大体上有客观行为论、主观罪过论和混合标准论三种不同观点。主观罪过论更为合理，这可以从新中国相关刑事<WP=5>立法规定的曲折与反复上得证。脱胎于玩忽职守罪的滥用职权罪之特质显而易见，滥用职权罪是故意犯罪，而玩忽职守罪则为过失犯，两罪界限分明。第四部分，滥用职权罪客观要件的展开。滥用职权罪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违反规定处理公务”。本类型滥用行为的核心要素，在于行为人滥用的是其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本罪的行为是对行政权的侵犯，表现为违法之行政行为的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因此应该首先在行政权理论基础上考察行政职权的滥用问题并对之定性。行政职权表现为两种形式：行政自由裁量权与羁束裁量权，两种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交织在一起。本文考察了常见的几种表现形式，并通过实际案例之解析，讨论了羁束裁量权滥用之刑事评价和自由裁量权滥用之刑事评价问题，结论为： “违反规定处理公务”，应包括羁束权之滥用与自由裁量权之滥用。两个相关问题也有必要探讨：其一，“不法目的”是否犯罪成立的必备要素；其二，违反法定程序行为之定性。滥用职权罪的表现形式之二是“超越职权”。“超越职权”有法定的客观表现形式；“超越职权”的认定问题主要在于其外延的正确界定：“超越权限”与“无权限”是否为同一概念？通过对三个案件的评析，本文主张，在刑事评价领域，“超越职权”、“无权限”与“行政越权”三个概念应该界清。滥用职权的认定，必须以本人现有的职权为基础，而完全的无权限行为则可能符合其他罪的犯罪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表现形式之三是“不作为之滥用职权”。滥用职权罪能否表现为不作为形式尚存争议，争议之解决有赖于首先厘清作为之职权行为与不作为之职权行为的界限。作为与不作为的区分，应从行政程序方面认定。典型的不作为之职权行为诸如对相对人申请不予答复；拖延履行法定义务；不行使法定职权等等，当造成严重后果时，即可能构成滥用职权罪。不作为之职权行为（即行政不作为）与滥用职权行为在行政诉讼法意义上是并列的行政违法行为，而刑法典并无相应的行政不作为犯罪，后果严重的行政不作为究竟构成滥用职权罪还是玩忽职守罪就成为问题，定性的关键，在于正确认定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第五部分考察刑法解释的最终出路问题。运用适当的解释方法和解释规则，对刑法文本做出合理、准确的解释是可能的，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却在于反思与检讨我国相关立法规定存在的问题，发展与完善作为解释对象的法律文本与法律规则。因此，一方面，应该有效协调相关的部门立法，把握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衔接关系，包括二者的危害程度和情节轻重相衔接，以及行政违法形式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