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法律制度,西方国家商事公司的雏形在中世纪时期就已存在。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西方国家不但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公司法律体系,而且还具有良好的商事公司传统,公司内部组织的种种运作机制规范合理,为世人所熟知。而中国传统社会商业极不发达,一直缺乏良好的商事公司传统。一直到清末以前的历代法律制度中,从来就没有制定过独立、完整的民商事成文法律规定。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在试图建立中国现代化民商事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引入、借鉴和移植国外公司法律制度自然就成为当时立法的主流。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司法》是在清末《大清商律草案》和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商律》的基础上,借鉴外来的法律,“博采他邦成规,广征本国习惯”而制定的,从法律形式上完善了公司法的条文,因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较前清及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都更为成熟与完善。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社会植入了先进而完善的公司法律条文,而且它的颁布确实使中国近代公司的设立、经营和管理都有了专门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使公<WP=4>司在法律上具有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法人地位,可以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但是先进的公司法律制度的引进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设就已经达到了西方国家的发达水平呢?纸面上法律条文的制定能否等同于实践层面上法律制度的施行呢?本文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和公司制度的研究,包括对公司法的制定、公司法的内容和公司制度的发展状况的梳理,旨在从中发现和反思南京国民政府公司制度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并试图从中探讨法律移植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全文一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第二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制定;第三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主要内容;第四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公司制度的发展状况;第五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公司不发达的原因;第六部分是对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评价与反思。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导言)中,笔者首先是以比较中西方公司法的产生先后为基础,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了中国公司法产生较晚的原因。随后,笔者根据中国近代商事立法史料,梳理了在南京国民政府之前清末和北洋政府的公司法立法状况,从总体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公司立法的短暂历史。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司法的制定和修订的过程,同时还对近代不同公司法之间进行了分析比较。首先,笔者分别对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制定和修订情况进行介绍,概括了当时公司法的历史背景。其次,笔者又将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部公司法与清末及北洋政府的公司法进行比较,以及将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两部公司法互相比较。通过对近代公司立法的优劣比较,揭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司法的演变过程。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第二章)中,主要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司法的内容从整体上进行阐述,从公司立法的具体内容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公司立法的进步意义。该部分以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为例,结合国外立法,从成文立法的角度,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各种公司形态在法律移植和法制变迁中的具体表现,探讨公司法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发展共性。 <WP=5>在本文的第四部分(第三章)中,结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司的设立、规模、数量等统计资料,着重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实施后中国公司形态的演进过程和发展状况,说明公司法的制定和实行对公司制度的实际影响。并通过中国近代公司组织经历的数种公司形态,从最初形成到进一步成熟的发展历程,指出公司制度在近代中国不发达的历史事实。在本文的第五部分(第四章)中,笔者认为公司法的制定虽然为近代中国公司的设立和运行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法律环境,但是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先进程度并不能必然导致公司的发展和繁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民众心理等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利于促进公司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本章文字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封建势力的阻挠和资本主义的不发达、政府倡导不力、“官利”制度的存在、家族公司的大量存在、外国经济的入侵等因素的分析得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司制度不发达的真实原因。在本文的最后部分(第五章),主要以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制定及实施为例,笔者认为中国公司制度不发达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有关公司法的法治观念极为淡薄,法律并未真正起到保护和规范公司的作用。结合立法者在运用法律发挥作用的成功经验及实际困难,从总体上评价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同时,进一步从法律移植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近代社会法治发展过程立法的作用,思考法律移植在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能否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