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采访是近几年颇受新闻界青睐的一种采访方式。相对于显性采访而言,隐性采访是指记者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或不告知被采访者真实意图而通过隐蔽的拍摄、录音记录等方法获取的新闻素材的一种采访手段。新闻记者对于一些通过公开采访无法获取的新闻素材,运用隐性采访手段全面、真实地了解事实的真相,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极大地满足了公众追求社会公正、知悉社会真实情况的需要,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　　 在今天的中国,报纸、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体上都大量使用了隐性采访。尽管学术界呼吁慎用,法律界大多持反对态度,但隐性采访仍然倍受业界和大众的青睐。因为隐性采访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新闻源,可以得到以公开采访方式无法获取的新闻素材,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痛斥违法行为,表达民意,抒发民声,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隐性采访在我国得以盛行与我国的国情密切相关。在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很多地方尚存在缺乏民主监督、权力无所制约的情况,出现了大量贪赃枉法、徇私腐败、为非作歹的现象,法制和行政管理的缺位,导致媒介和记者以公开的身份接触消息的来源和接近现场的渠道不够畅通,还时常出现行政干预和人情干扰,迫使记者不得不更多地采取隐性采访的手段去进行本应该公开进行的新闻采访和舆论监督活动。可以说,隐性采访手法成就了一批批优秀的电视评论类、调查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每周质量报告》。这些节目的共性是媒介通过隐性采访揭露内幕来实现的。新闻报道使公众知悉真相,了解意见,做出反应,舆论监督便是在这媒介与公众、事实与意见的互动中产生并发挥监督作用的。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对隐性采访的手法和用途的陈述。隐性采访主要用于舆论监督和名人隐私方面。其核心手法是身份的隐瞒和假冒以及目的的隐瞒和假冒,主要的技术手段则为偷拍、偷记、窃听、录音、跟踪、监视等等。　　 第二章,本文搜集了社会各界对隐性采访的质疑点。在法理上,一些学界业界的人士认为隐性采访与公民人身权利,与政府机构、商业机构秘密,与司法、警察调查权力之间存在冲突;在伦理上,一些学界业界的人士认为隐性采访必然采取欺骗的手段,因此隐性采访不可避免的违反道德律条。　　 第三章,针对学界业界对于隐性采访的质疑,本文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思辨。　　 在法理上,本文认为隐性采访作为采访的一种手段,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隐性采访虽然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但仍然是有法可依的。隐性采访是采访的一种方式,其背后是新闻采访权的支持,而新闻采访权可以看作为知情权的延伸。笔者认为,业界和学界对于隐性采访侵权的批判在一定情况下是成立的。比如,隐性采访用于舆论监督时常常不可避免会对被监督者的隐私权、名誉权等人身权利构成侵害。但是,当记者以隐性采访进行舆论监督时,被监督者的人身权利可以适当的减损,这主要是舆论监督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个人或者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下的利益衡量原则所决定的。　　 在伦理上,本文认为对隐性采访伦理上的批判是陷入了“绝对命令”的禁区。这种“绝对命令”下的伦理规范,不适用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尤其是牵涉到各方利益纠结的新闻实践。本文赞同的是,通过对诚实与假冒的关系和善恶相权的原则的分析,寻找隐性采访能够成立的前提与条件。　　 第四章,本文从舆论监督的角度论述了隐性采访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揭露社会黑幕、官场腐败的舆论监督,符合公共利益,但是舆论监督对处于监督下的个人或者社会利益集团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被揭露者通常会对记者加以拒绝甚至报复。同时新闻体制的盲点、法制建设的滞后也导致显性采访在舆论监督方面举步维艰。　　 因此,可以说,我国现阶段的舆论监督的艰巨任务给了隐性采访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尤其是隐性采访在批评和揭露性报道中所展示的独特效果为新闻报道注入了独特的魅力。　　 本文的最后提出了隐性采访的法律规范和伦理底线。希望早日出台《新闻法》来明确隐性采访的法律地位,规范隐性采访的行为。与此同时,通过加强新闻媒介的自律,提高媒介的公信力、提高对监督功能的胜任能力,同时杜绝以隐性采访进行讹诈的恶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