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已经成为了我国商事领域中的愈发重要的一个角色,“逢投必赌”也成为了投资领域中的一种新的风向,对赌协议作为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在保障投资人投资安全和保护融资方商业秘密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民商法律体系也将给对赌协议一个适当的法律地位,但实务中关于对赌协议纠纷的解决仍然争论未休,通过总结实务中的经验更有利于为对赌协议所产生的纠纷制定出确定性的裁判思路。对赌协议的裁判关键在于合同的效力,是事实履行可能性与法律履行可能性之间的平衡,基于此判断两个典型的对赌协议条款,以案涉的对赌协议为例,补偿机制条款与股权回购条款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股东身份决定了补偿机制的属性,补偿机制对投资方为股权让支付的对价产生影响,资本维持原则下的公司法各条款是为了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和债权人的信赖利益,限制股东从公司取得财产的方式,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不当地取得公司资产,更不得随意抽逃出资。本案中最大的冲突即为具备股东和债权人双重身份的对赌协议投资方,由于身份的多样性将对赌协议引向了契约法与组织法之间的直接冲突,由于公司法这一组织法对公司财产的限制,投资方对于自己的债权无法主张权利,而补偿机制作为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却失去了契约的约束力。为解决此冲突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展开:对赌协议中关于投资方的股权的定性和转让行为生效的界定,通过此界定为现金补偿机制定性本案中投资方所主张的权利应属于股权行为还是债权行为?此外,对公司法中资本维持原则的理解与适用要根据一个完整的案件事实和完整的投融资各方风险负担来考量,高溢价的股权收购行为对于投资方将风险提前负担与未来退出公司股东行列相结合来考量是否对其他股东造成了不平等的侵害,以及补偿机制对于投资方从公司取得估值调整后的补偿资金是否应纳入到公司法对股东行为规制这一范畴内进行评价是否符合案件事实?由于对赌协议中组织法与契约法的冲突必然存在,商事审判思维并非是要求裁判者脱离传统民法思维拥抱商事习惯。而是要求裁判者将传统的民事审判思维与商事审判思维相结合,商主体具有天然的“破坏性”,以其自身的特征来看,司法裁判对商事行为合理的介入仍有必要,以本案为例将对赌协议看作为附条件合同更有利于解决案涉对赌协议中由补偿机制产生的纠纷,从缔约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来分析,将“股权回购条款”评价为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转让/增资条款更有利于合同的履行,动态的评价资本维持原则在对赌协议中的存在也更利于周延的保护公司法法益,也是对类似的纠纷较为合适的解决思路通过案例分析以及交易形式的对比,结合司法实践中多种裁判思路进行分析,以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对赌协议问题的认定作为参考,将商事领域中的需要和法律裁判的制约因素相结合,在此前提下通过分析研究为本案形成一个更为节约司法成本、更符合立法原意的裁判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