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赫伯特·劳伦斯在《常识生活漫游记》(1769)中，把莎士比亚描绘成一个“狡猾欺诈的剧院人”，还说莎士比亚是个“恶习难改的贼”。这是在莎士比亚这个名字流行之后，第一个公然质疑莎士比亚“创作能力”的人。1786年的一个自称是“皇家海军军官”的人所写的《一头博学的猪的故事》中，莎士比亚仅仅是真实作者的一个幌子，这个真正的作者则是一个被叫作“小比利”的家伙。 这两个“质疑”，在当时只是被当作“怪谈”，正统的“莎学"根本不把这些当作认真的观点，从不讨论。 但是，类似的“怪谈”，却“阴魂不散”。一直在“学术圈”外，为原本神圣的莎士比亚增添了神秘的气息。莎士比亚是否真有其人?他与斯特拉福镇的威廉·莎士比亚是同一人吗?生于小镇的他如何描写出如此逼真的宫廷场景，又如何洞悉贵族的生活?难道莎士比亚只是一幅面具，面具后面，又会是谁?是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还是写下众多哲理美文的弗朗西斯·培根，抑或是“大学才子派”的著名戏剧家克里斯托弗·马洛，或者甚至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渐渐地，这些疑问越来越多，学术界不得不面对这些“怪谈”了。貌似调侃的问题，其实正是莎士比亚作品问世以来，一直被人们严肃地提了又提的疑问。 其实，关于莎士比亚著作权归属问题，在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就留下了可被质疑的“缝隙”，所以，自18世纪以来，此类质疑从未间断。伴随着肯定与质疑，传统莎学家与反斯特拉福分为两个大的阵营。两大阵营在各自捍卫自己观点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并且发明使用了种种“文献学”“文献考古学”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也成为“莎学”研究和其它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至于，1922年蔡元培先生在与胡适先生“红楼梦考证”进行“商榷”的时候，也非常自然的引征了英美关于莎士比亚著作权的争论。蔡元培写道：著者问题“其在外国文学，如Shakespeare之著作，或谓出Bacon手笔，遂生作者究竟是谁之问题。”蔡先生同时又举歌德的《浮士德》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人物形象原型问题，来说明索引派并非一派胡言。可见，进入19世纪，莎士比亚的著作权问题已经传流甚广了。(《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见上海亚东书馆程乙本《红楼梦》上，《红楼梦考证》附文。)令人生疑的是胡博士在对蔡先生的“商榷”进行反驳的时候，只讨论了托尔斯泰和歌德的生平和人物原型考证的关系，却不提莎士比亚著作权问题是否成为问题。或许在胡适来说，莎士比亚著作权问题，也实在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胡适文存》第三卷。)本文首先将“质疑莎士比亚”作为研究线索，梳理自18世纪以来质疑莎士比亚的主要历史及相关文献，展示这些讨论的观点和方法，重点阐释这些讨论中表现出的“文献考古学”的种种方法。 本文继而讨论这些方法。本文认为，莎士比亚著作归属问题的研究涉及多个领域，主要分为五个版块，分别为姓氏拼写研究、密码比对、诗行匹配、计算机研究及画像透视比对。本文阐释每一版块，重点关注研究方法，即种种“驳论”“再驳论”的理论支撑、操作步骤和最终结论。 正如导师李正荣教授所说，本文并非致力于探讨孰对孰错，也并非要得出一个莎士比亚究竟是谁的结论。本文的目的在于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展示西方莎士比亚研究，用一种全新的技术研究视角来判断一种理论的可信度和新技术的可行性，希望以此拓宽国内学界文献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