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以知青题材的小说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正如有评论家所说,当“痛悔歌哭、委屈饮恨”的“伤痕文学”作品流行之时(孟繁华),他的那些描写知青在牧区生活的作品,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王蒙最早关注了张承志的作品,非常敏锐地从中发现了“理想主义”的光彩,即当一些作品将知青运动描写成一场灾难时,张承志却肯定了那一代人的理想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在关于知青、红卫兵的长篇小说《金牧场》中,理想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时,“理想主义”几乎成了张承志作品的一个代称。此后,对张承志知青作品更深入的研究也出现了,李敬泽就从文学史的意义上,再度阐发了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意蕴。目前通行的文学史中,一般都是将《班主任》、《伤痕》等作为新时期文学解冻的一个标志,但李敬泽认为《班主任》、《伤痕》的政治文本意义大于文学文本意义,而且其语言、腔调等还停留在过去,还是为“文革式的文学逻辑”所控制；真正标志着解冻的文本,应该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篇小说突出了叙事者“我”的“主体性”地位,一切均于“我”的视野中展开,这是此前的文革文学所未曾有过的。李敬泽也由此论证了张承志因为对“主体性”的坚持,与同代作家的距离渐次拉开,走向了一条“僻道”(《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短篇小说卷》前言)。1984年是张承志创作转向的一个标志,这一年他深入到宁夏民间地区,接触了回族底层的生活、民俗、历史等,写作内容、风格亦为之一变。这个转变性的标志已经为研究界所认可。张承志于民间的调查、体验中,发现了回族伊斯兰教中一个较小教派哲赫忍耶的百年受难史,这使得他于知青经历中所接受的底层价值观更加强化,作为深入民间的一个结果,即是长篇小说《心灵史》的发表。此一阶段创作中,有两个基本的术语或关键词出现频率极高,一个是“人民”,另一个是“人道”。在张承志的作品中,人民的基本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指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另一方面也主要指这些民众的精神、信仰等,张承志称之为“另一种未被认知的文化系统”。人民是一个对抗性的概念,它的对立面是官方、体制等,人民自有其记述历史的一套方式,这种方式在张承志看来更注重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有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据此以为张承志有“崇拜人民”、“神化人民”的倾向,作品中存在着民粹主义因素。这是一种误解。张承志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他后来将人民的范围扩大,诸如城市平民、打工者等皆包容于此概念之中,他既看到了人民身上伟大纯朴的一面,也批评其落后自私的一面。与此同时,张承志通过宗教题材的小说作品,表现了一种人道精神。他写宗教,其意不在于宗教本身,不是描写如神秘、幽玄等境界,而是写人道。有些批评者囿于题材表面,以为张承志如此高扬宗教,成了宗教徒作家,他的作品就是宗教文学。这也是一种误解,对此,张承志专门作文解释、澄清。张承志所写的人道,并非一种理论,他描写底层人民坚守信仰,实际上即是坚守人的尊严。《心灵史》并不复杂难懂,它描写一群觉悟到了人的尊严的人群,跟那些要把他们再度打回到先前混沌状态中去的体制作战。所以,在张承志这里,人道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是人对人格的维护,信仰即包括于其中。这和80年代学术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张承志本人知悉此区别,有些批评家也注意到了此种区别。9 0年代前期,张承志中止了小说写作,这取决于他的文学观,他认为,目前的中国还不是“小说的大潮”来临的时候,小说需要从容、余裕,和必要的虚构,而对现实的批判和干预的冲动则使他难以平静地虚构,因而散文成了他9 0年代以后创作的主要文体,他将此一阶段称之为“后《心灵史》阶段”,并期望自己的文学有“独立的思想和新鲜的文风”(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后记)。在整个90年代,张承志散文主要内容是描写他所称之为的“三块大陆”,即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以及西北黄土高原这三块地方的民众生活,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化、风俗等,他自称在内蒙古发现了“自由”,在新疆天山发现了“美”,在西北黄土高原发现了“信仰”。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他提升了文学中少数民族题材的主体性地位。同期,张承志发表《清洁的精神》一文,提出“清洁”的概念,引发了诸多激烈的论争。许多批评家再次误解了这一术语,以为与伊斯兰背景相关。实际上,这个术语是张承志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择取而出,并赋予了其新的内容：清洁包括两个内涵,一是底层价值,对抗权力和体制,二是心系家国、为民请命的传统,而清洁的载体则是士,也即知识分子群体。这反映了张承志对知识群体的看重,并不像一些人误解的那样,说他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之后张承志又卷入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漩涡中,激烈批评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即无信仰,希望通过对伊斯兰文化的介绍,为中国文化输入一些异质的色彩,这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警觉和批评,而他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真正与张承志的伊斯兰背景有关的,是“正义”这一术语的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连续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作为-个穆斯林,张承志的反应是愤怒的,他为此写下了数量不少的批评文章,并提出了正义的概念。张承志的文章不单纯是政论性质的,也不单纯批评战争行为,而是从思想角度,剖析那些美化战争的意识形态宣传,包括学者和媒体如何联手为战争正名。张承志对美国有两个判断,一方面美国是一个以战争为生存之道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已成为一个以军工企业利益为基础的、右翼的新帝国主义,其目的是要重新控制世界。对此,张承志从穆斯林历史上发掘出了一个所谓“穆斯林屏障”的概念,即沿地中海一线的穆斯林国家对西方世界构成对抗,此屏障的存在即是阻碍了殖民主义的进程,此屏障的消失即是全世界殖民厄运的降临。另外,张承志又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寻求一种互助,他认为,只要日本有勇气摆脱那种脱亚入欧的“魔圈”,清除自身的“帝国脏污”,日本有可能与它的邻国一起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张承志的正义概念,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它主要针对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知青、人民、人道、清洁、正义和红卫兵这六个大的关键词,大体上反映了张承志创作的总体风貌和特点,而贯穿着这六个关键词的,则是张承志一直坚持的底层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