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刷单行为是指行为人利用电商平台进行虚假评价或者提供虚假服务,从而谋取不正当利益,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的行为。网络刷单行为具有普遍性、简易型、欺骗性等特点。以网络刷单的行为主体为标准,可以将网络刷单行为分为经营者的刷单行为、消费者的刷单行为、组织者的刷单行为以及电商平台的帮助刷单行为。我国当前对网络刷单行为的法律治理主要在非刑事法律范围内展开,但治理效果不佳,而且刑法治理处于滞后状态。实际上,网络刷单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极易滋生泛滥,由此造成了网络刷单行为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不但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商平台的商业信用及正常经营秩序,而且妨害了正常竞争者的经营活动,同时极易引发其他犯罪。因此,应当对网络刷单行为进行刑法治理。在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将经营者实施的网络刷单行为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将组织网络刷单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和侵犯个人信息罪;但是,针对电商平台在网络刷单过程中起到帮助作用的行为,并未出现过相关的刑事判决。对于网络刷单行为的刑法治理,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部分学者认为无需通过刑法来治理网络刷单行为。在坚持对网络刷单行为进行刑法治理的学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观点。就经营者实施的网络刷单行为而言,有观点认为应当认定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而另有观点则主张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于组织网络刷单行为,部分学者支持法院的判决,认为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罪,部分学者认为应当认定为虚假广告罪;对于电商平台的帮助行为,已经出现了帮助犯说和不作为犯说两种解决思路。运用刑法治理刷单行为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现行刑法难以对不同类型的网络刷单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将经营者实施的网络刷单行为认定为破坏生产经营罪会违反罪刑法定的原则,认定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不符合该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将组织网络刷单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存在类推解释的风险,认定为虚假广告罪则不符合该罪的主体要件;基于正犯从属性的原则,现行刑法难以有效规制电商平台的帮助刷单行为。针对现有问题,电商平台应提高内部约束力度,积极推行行之有效的平台治理规则,通过平台内部机制解决一部分刷单问题;另外应当加快完善前置法,提高《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的针对性,加大惩处力度,以便于引用相关前置法对网络刷单行为进行治理。对于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网络刷单行为,应当通过刑法立法增设新罪来治理,可以考虑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增设妨害业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