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其中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包括江、浙、沪、皖、湘、赣、渝、鄂、云和黔等十一个省市地区，无论是人口、GDP 总量还是产业集中度以及经济创新能力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历史差异，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分层现象明显。部分中上游省份经济发展较慢，因此，如何通过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把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贯穿起来，关乎到整个中国经济全局能不能高质量发展的大问题。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内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牵引力，是中国政府顺应科技进步与经济时势提出的重要举措。囿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弱有效性、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等外部现实，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需求大、投资风险高、投资回收期长等内在特性，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问题。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高质量的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九省两市发展战略为背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研究对象，对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动态差异及驱动因素展开深入研究。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对wurgler模型进行修正，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出发测算出长江经济带总体的资本配置效率和各省市资本配置效率，对比发现，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下游地区如江苏、浙江和上海的资本配置效率较高，其次是四川和重庆地区，而其他中上游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则较低，尤其江西、贵州和云南三个省份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值，由此可知资本配置效率空间异质性明显。在探究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现状及空间差异的基础上，探究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进程对空间异质性的驱动作用。首先，采用依次检验法检验长江经济带建设进程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可部分得通过影响建设进程进而影响区域资本配置效率。其次，构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2013、2015和2017年各驱动因素对各省市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结果可知，金融发展水平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进程的影响程度和波动范围逐年增加，进而使得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配置效率空间异质性增加；而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程度和波动范围变化不明显，表明当前政策支持可能缺乏明显的地区针对性。因此，提出平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提升路径和建议措施，为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高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