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在系统介绍典型国家或地区对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方法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了计算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的各种理论模型。通过对中国非寿险业偿付能力监管现状的分析，指出当前监管存在的不足，然后利用固定比率法对中国非寿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要求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同时也对中国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对中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希望能为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提供参考。 该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概述，共分二节。第一节先是偿付能力的概述，包括有关偿付能力的一些术语，偿付能力的评估基础，偿付能力的影响因素等。偿付能力额度是评估偿付能力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偿付能力监管的全部内容。偿付能力的评估可分为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偿付能力的影响因素既包括保险公司内部因素，也包括宏观外部因素。第二节阐述了偿付能力监管的必要性和监管体系的建立。为了防止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问题，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各国保险监管机关都应将偿付能力监管作为保险监管的重要内容。偿付能力监管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即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由国家监管、社会监督、保险行业自律和保险公司自身内控构成。 第二章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对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共分七节。第一节先介绍了国外偿付能力监管法规的不同形式及比较。下面各节分别介绍了英国、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对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英国的保险业历史悠久，欧盟第三指令中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计算方法就是借鉴了英国的做法，中国目前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规定是借鉴欧盟第三指令的做法。欧盟目前正在进行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改革，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应保险市场发展趋势和现实需要的全新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统一成员国的保险监管立法规范，提高欧洲保险市场的运行效率。美国各州的保险监管机构在NAIC的指导下，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态进行评析。中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就是从美国的IRIS借鉴来的。在加拿大，最为常用的偿付能力检测工具是动态资本充足性测试。日本用偿付能力额度比率作为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委员会APRA允许保险公司从三种方法即内部模型法、审慎标准中规定的方法或两者之组合中任意选取其中一种方法计算每个保险人所需的最低资本要求。 第三章研究了确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的理论模型，共分四节。第一节先介绍偿付能力额度的重要性、国际偿付能力监管的趋势、国际上确定偿付能力额度的方法。国际上确定偿付能力额度的方法主要有固定比率法、风险基础资本法、情景基础法和概率基础法。前两种方法属于偿付能力的静态评估方法，后两种方法属于动态评估方法或动态财务分析模型法。第二节构造和推导了固定比率法的计算模型，并结合中国非寿险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更为实用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计算模型。第三节首先介绍了各种风险度量，然后详细介绍了采用期望保单赤字(EPD)确定RBC系数的方法，最后推导出各种风险组合下的RBC公式。第四节介绍了动态财务分析模型。多数动态财务分析模型都包括随机情景产生器、公司模型、输出结果的分析与描述、策略四部分。动态财务分析模型用于偿付能力测试时，除了考虑影响偿付能力的内部因素外，还包括影响偿付能力的外部因素，并且考虑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动态财务分析模型是建立在对非寿险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进行大量随机模拟基础上的一种系统方法，而且要借助随机数理模型以反映诸如利率、证券价值、损失频率和损失额度等因素的不确定性，因而较复杂。但是它能够对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起到提前预警的作用，因而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监管机构所采纳。 第四章是对中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现状及监管的分析，包括两节。第一节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中国非寿险公司存在偿付能力不足问题，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主要是资本金不足和资金运用渠道受到限制。第二节分析了中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定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三节论述了当前中国对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偿付能力额度计算方法落后；未能充分考虑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没有考虑各公司的实际情况；资产负债认可标准不完善；监管指标的预警作用不明显；缺乏动态监管等六个方面。 第五章是该文的重点。此章在第三章的基础上，利用中国非寿险公司近几年的实际经营数据，参考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对中国现行的针对非寿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规定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现行的偿付能力额度要求偏低；分段计算偿付能力额度时保费临界值与赔款临界值的设定不太合理。第二节针对中国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的思路有两种：一种是围绕保险公司的风险构成确定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一种是通过考查历史上一系列导致保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设置相应的监管指标。经过实证分析，该文对中国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提出如下建议：将监管指标系统与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要求明确分离；既要有针对性又要有前瞻性；监管指标数量需对应于指标系统的目的；加快保险监管会计准则的制定。 第六章针对中国非寿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完善提出该文的建议。首先，健全的内控制度是保险公司实行自律和自我控制的前提，是防范化解经营风险的根本保证。其次，要改进中国现行的偿付能力评估方法。《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完善了非寿险公司的负债认可办法，但同时使非寿险公司的负债增加，实际偿付能力额度降低，从而该办法的出台增加了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额度要求。这是固定比率法的缺陷，即固定比率法不能解决偿付能力和准备金评估之间的关系。因此，该文提出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快引入风险基础资本额制度，增设与准备金风险和再保险风险相关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并加强偿付能力的动态监管。再次，要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保险监管会计、审计和精算制度。在保险监管会计准则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出台了关于资产认可的5个编报规则，但仍有一些资产有待规范，例如债券、股权、基金投资、保单质押贷款、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等等都需要进一步规范。为保证偿付能力监管的有效性，要确保保险公司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最后，针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可能导致破产的情况，提出要建立保险市场退出保障机制。中国保监会《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的出台，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了保险市场退出机制，但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