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学和经济学交叉融合形成的经济社会分析在金融和财务领域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成为财务和会计研究的热点。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具有网络结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等三个内涵，社会网络可以传递信息和资源，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行动者，其获取的信息和控制的资源越多（Granovetter，1973;Burt，1992;林南，2005）。在资本市场上，信息决定资源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许多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考察信息传递和资源配置问题，例如Cohen et al.(2008，2010)研究了校友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效应及其对基金投资决策，Stein(2008)和Pool et al.(2015)考察了相互竞争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信息获取的作用。中国现处于新兴加转轨的时期，现阶段的法律保护比较薄弱和市场机制发展缓慢，传统的政治结构和关系型社会非但没有被新生的经济制度取代，反而深深嵌入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永钦，2006）。在悠久历史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转轨经济的特殊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在政治、经济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影响着每一个人的行为。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社会资本理论，以中国2004～2013年的共同基金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基金经理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基金业绩的影响。　　借鉴Hochbergetal.(2007)和陈运森(2015)的研究方法，本文利用PAJEK社会网络分析软件，选取基金经理作为网络节点，以基金经理之间的校友联系或同事联系为网络关系，计算基金经理的程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特征值中心度。然后，应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其第一主成分解释能力占到70％，值越大，表示基金经理的网络中心度越强，即社会关系网络越强。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研究发现。第一，社会关系网络越强的基金经理，其投资业绩较好。具体表现为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基准调整的回报率Benchmark Adjusted Rerurns、市场模型计算的alpha、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计算的alpha和Carhart四因素模型计算的alpha显著正相关。紧接着，本文为了排除基金公司对基金业绩的干扰，利用基金经理变更样本，考察发现新上任的基金经理关系网络越强，基金业绩的改善越明显。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考虑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内生性，选取校友会和工作单位数量作为外生变量，采用两阶段回归的方法。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内生性之后，基金经理的关系网络与基金业绩的正相关关系依然存在。第二，考察了关系网络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市场行情的影响，借鉴Fama and Blume(1966)和Sweeney(1988)等研究，本文定义了牛市、熊市和震荡市。研究发现，与熊市和震荡市相比，当市场处于牛市时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基金业绩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职业发展的影响。手工搜集了基金经理的去向和中国证券报的基金经理评级数据，构建了基金经理职业发展指标。研究结果发现，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强，其更容易被评为“金牛基金经理”，更容易升职到更高的岗位上，这说明当基金经理拥有更强的社会关系网络，其获取的信息和控制的资源越丰富，职业发展越好。第四，本文分析了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基金的交易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金经理的社会网络越强，其管理的基金的换手率更低，基金承担的风险水平也越低。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强，越需要依靠自身的渠道获取信息用于投资决策，不会随着公开信息如媒体报道和分析师预测的变动而变动，其投资更加稳定，风险更低，与Kacperczyk and Seru(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第五，探讨了关系网络的信息传递机制。首先，本文检验了基金所投资公司重大事项公布时的业绩表现，借鉴Cohen et al(2008)的研究，根据基金的投资组合，计算每一只股票在季报、半年报和年报公布日期的原始回报率和超额收益率，然后根据投资组合的权重进行加权。研究发现，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强，其管理的基金在季报、半年报和年报公布日的收益率越高。还分析在公司并购时，基金经理关系网络强的基金是否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率，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此外，也考察了关系网络与交易模式之间的关系，借鉴Pool et al(2015)的研究，本文构造了交易模式的指标，包括持股重合度、买入行为重合度和卖出行为重合度。研究发现，当基金经理之间存在社会关系时，其交易模式具有同步性，具体表现为持股的重合度较高，买入行为的重合度和卖出行为的重合度也较高。　　本文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研究了相互竞争的个体相互合作的动机，对组织理论和组织界限是一个重要的补充。Stein(2008)指出，只要信息是互补的和存在互惠的预期，相互竞争的个体之间存在信息传递的可能;张五常(2012)认为竞争和合作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冲突，提出“产出互放”理论，“产出互放”可以降低生产要素的闲置率和边际成本的上升速度，增加整个行业的供应弹性系数和上头成本的租值。本文的研究表明，不同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各自存在追求较优绩效的动机，但不能因此认为基金经理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与其他基金经理存在严格界限划分，他们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其交易行为和合作模式存在互动的影响，要深入了解基金经理之间的契约模式。第二，本文对社会关系网络的文献是一个重要的补充。现有的文献考察了社会关系对投资决策的影响(Cohen et al.2008，2010)，关系变量为指示变量，很少有文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考察关系的强度及其影响。利用PAJEK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计算基金经理的社会关系中心度，并详细剖析其经济后果。并且，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传递信息是存在条件的，在不同的市场行情下，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的作用不同。第三，本文对基金研究的文献也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国内外学者发现基金的治理结构、基金经理的个人特征、基金的个体投资者和基金的社会关系网络等四个方面均对基金投资和基金业绩存在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基金经理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影响基金的投资决策，有助于基金投资者了解基金的价值创造过程，更好的选择投资标的，实现财富的优化配置。最后，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二千多年的差序伦理格局，嵌入到现代生活当中，由此形成的“圈子”文化，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人。本文考察基金经理之间的圈子文化，并尝试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经济后果，为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