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都普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步入社会主义转型期,经济体制转变,社会结构、思想观念也出现明显变化,社会现象日益复杂,司法职务犯罪也日益严重。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满情绪持续上升,司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受到质疑。因此,研究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意义重大。司法职务犯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履行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时,利用司法职权或者不正当履行司法职权所实施的致使国家、集体、人民的合法权益受损的犯罪行为。其中,司法工作人员的认定应当采取公务论的观点,即指依法享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不论其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现阶段的司法职务犯罪特点鲜明：犯罪主体高层化、群体性共同犯罪突出、犯罪手段专业和隐蔽。另外,此类犯罪严重破坏社会公正、践踏国家法制、阻碍依法治国的步伐、败坏社会风气,社会危害性极其重大。为了打击司法职务犯罪,我国不断加大惩治力度。但是笔者认为事后惩治治标不治本,只有做好事前预防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定犯罪预防对策必须建立在探明司法职务犯罪原因的基础上。从客观层面出发,社会制度性结构失调所导致的紧张状态、司法权力的独特性、司法体制的弊端、犯罪暗数的大量存在、不合理的司法职业准入制度导致司法职务犯罪频繁发生。从主观层面看,犯罪主体的特权思想、失衡的心态、沦丧的道德水准以及对身边司法职务犯罪的本能学习都是司法工作人员实施职务犯罪行为的重要原因。根据犯罪原因,便可对症下药,制定相应的犯罪预防对策。具言之,从整体角度出发：缓解整个社会以及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紧张状态、推进司法公开制度、规范司法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深入司法体制改革、减少犯罪黑数、提高犯罪成本可达到宏观预防的目的。另外,司法工作人员是由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监管人员组成的,应当分别针对这四类司法工作人员制定微观层面的特别预防对策。对侦查人员职务犯罪而言,应当制定具体措施限制侦查权的滥用；对检察人员职务犯罪而言,应当限制侦查机关监督权的扩张和范围,虚化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的监督权；对审判人员职务而言,应当改变行政式的管理体制,实现法官的独立地位,完善审判人员惩戒制度；对监管人员职务犯罪而言,应当分流监管权力,保障被监管人救济权利,建立被监管人回访制度,以取得积极的预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