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2035年,竞技体育要更好、更快、更高、更强,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到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将全面建成,体育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力均位于世界前列。”作为政策这为竞技体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反映出政策在体育工作的重要性。政策工具是实现竞技体育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层面机构先后颁布一系列竞技体育政策,并在推动竞技体育政策发展中对政策工具加以应用,但是均存在一定的不足。研究目的:以政策工具视角,对竞技体育政策文本政策数量、政策主体与客体、文本性质、政策工具与力度等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建议。研究方法:本文以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1949年至2020年以来国家层面颁布竞技体育政策进行系统梳理,构建“政策工具—政策阶段—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设计竞技体育政策量化手册,结合数理统计法、比较分析法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结论如下:（1）竞技体育政策发展经历了政策的萌芽阶段（1949年-1957年）、政策的曲折发展阶段（1958年-1976年）、政策的稳步发展阶段（1977年-1995年）、政策的快速发展阶段（1996年-2008年）和政策的强国建设阶段（2009年至今）等5个阶段,政策发布数量整体呈“曲折式”增长。（2）国家体育总局是竞技体育政策的发文主体,政策主体机构集中于第二层,层级比例差距较大,政策主体间协同度不足,联合发文比例较低且多为2个主体间联合发文。（3）政策客体在各阶段集中在“运动员”政策、“体育竞赛”政策和“综合”政策间的比例较大,各客体间比例不均,呈扎堆现象。（4）政策文本类型呈现拥挤现象,“通知”型和“办法”型政策较多且政策归类后,同样呈现“专项通知类”和“管理办法类”比例较大现象,各阶段内政策存在集中单一类型的特点。（5）从政策萌芽阶段至政策强国建设阶段均存在“环境型”政策工具集中,“供给型”政策工具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匮乏的特点。在“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策略措施”过多,“法规管理”和“监督审查评估”不足;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体育人才培养、体育资金投入占优,体育基地建设与体育科技支持呈劣势;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中,“人才交流”占优,“体育采购”不足。与此同时,各阶段政策的政策力度均较低,高力度政策缺乏,随着政策数量的增长,政策颁布层级逐步下降,政策发布力度集中在1级和2级,并且政策工具的应用与政策力度成反比。针对上述结论提出了如下建议:（1）保持政策的科学性。（2）发扬多部门合作,提高主体协同度。（3）分散政策客体,提高政策的全面性。（4）改善“一类”集中的政策发展特点。（5）合理配置政策工具内部要素,弥补“需求”型政策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