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差异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部分劳动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亿,其中进城务工农民工为1.35亿,占农民工总量的46.87%,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78.03%,规模庞大的进城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然而,由于户籍特征的差异以及我国城乡间的二元经济结构,进城农民工与同处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其他劳动力群体相比,依旧处于劣势地位,具体表现在进城农民工的工资率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稳定性差。由此可见,进城农民工获取收入的前提是良好的健康条件,同时,健康资本也是构成进城农民工收入增长机制的重要部分,是进城农民工能够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明瑟(Mincer)工资方程为基础模型,利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与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法对我国进城农民工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国进城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边际效应为0.2921;与本地户籍人口相比,进城农民工健康资本对收入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进城农民工的健康资本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对收入起提升作用,而本地户籍人口的健康资本会不仅会增加工作时间,还会对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其收入;进城农民工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大,通过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进行收入差异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进城农民工健康资本的收入效应总体呈“倒U型”曲线分布,中等收入水平进城农民工的健康回报最高。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造成不同收入水平进城农民工健康资本收入效应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健康存量、职业特征等方面,而受教育水平、职业、年龄等方面的因素也会导致健康收入效应出现差异。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第一,整体看来,进城农民工在获取收入的过程中对于健康资本的依赖性较高,在致力于提高进城农民工健康存量的同时,还要更加重视进城农民工的健康保障措施,避免健康风险冲击影响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和收入。第二,针对进城农民工健康对收入的影响机制,需要通过政策干预促进农民工获取收入的公平性,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歧视。第三,根据进城农民工收入差异的原因,需要从职业分布上入手,对进城农民工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改善其在劳动市场上对于健康的过度依赖。第四,应积极对进城农民工开展健康教育,增加对健康的投资,同时扩大进城农民工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和报销范围,建立针对年长进城农民工的健康防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