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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著，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著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
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著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著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
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著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著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
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
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著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著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著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著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
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著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著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
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
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著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著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