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证康德先验伦理学的首要动机是为了回应卢梭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由此第一次无矛盾地表达出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善并非自然,它是理性的产物,而理性则要取法于普遍性,人借助于普遍性摆脱了自然的监护,从而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赞扬启蒙是社会和道德的进步。下篇则进一步指出,卢梭对康德的深远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康德接受了卢梭的“道德政治”理想和理性主义立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深邃庄严的现代道德方案;另一方面,“爱弥儿式自由”的孤独内省倾向则为康德伦理学带来了形式性、空洞性的特征,并最终使其向现实领域的扩展成为一种自我否定,表现为无论康德设计的“人类合法秩序”能否实现,它本身都将毫无德性可言。也正因如此,康德伦理学并没有真正超越自由主义的契约论传统,其希望通过理性的普遍化来挽救现代性的困境并使之升华的努力没有成功,最终反而重新回落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功利主义经验基地上。从根本上说,康德伦理学不能提升现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