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建筑代表中国古代建筑的最高成就,它包括了行政、居住、祭祀、教育等多种功能,它综合了各类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其它传统建筑的范本,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美学原则和艺术手法。在“天人合一”这个思想大背景下,中国人认为天、地、人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其中的宇宙并且在几千年里一直试图建立一种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个人和谐生存的宇宙秩序。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中,帝王居于人类社会结构的顶端,他们一方面拥有这个“宇宙”也就是“天”所赋予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维护人类社会结构稳定、让人民生活幸福的责任。因此,他们必须用“天意”来证明王权的合法性和政策的合理性。宫殿建筑作为帝王的生活场所,具有表达君权“受命于天”和“教化万民”的双重功用,因而它的形式对应于“天象”,是“天”的中心在人间的“投影”,“象天”是中国宫殿建筑基本审美取向。中国宫殿建筑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它的建筑风格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种建筑风格变化的发生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人们对“天”的认识的逐步深入,从而导致宫殿建筑发生了由“象天之形”、“象天之意”到“象天之道”的变化。其二是“象天”的切入点的变化,由直接模仿天空的星象,发展到适应地理环境与天象的对应关系,进一步将人类社会的“礼制”作为“天”的秩序在人间的显现并使之成为宫殿建筑的设计依据。从而使得传统中国宫殿建筑完成了从“天上”回到“人间”的发展历程。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始终影响着中国宫殿建筑的形态,居于天空中心的“紫微垣”这一星座与皇家宫殿建筑有对应关系,它的布局、方位的模仿体现了皇家宫殿建筑的特殊地位。而中国传统地理学,通过“分野理论”与天象建立了联系,为宫殿建筑的象天手法提供了另一途径。随着传统地理学发展而产生的神仙文化和风水学说使得中国宫殿建筑向着“环境宜人”的方向进了一大步,也促使宫殿建筑向着“功能合理”和“尺度适宜”的方向发展。汉代以后的儒家学说更加关注的是建立人类社会自身秩序即“礼制”的建设,这些学说要解决人类社会的礼制秩序与“天”的秩序的关联性问题,试图借用“天”的权威来证明“礼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个过程导致中国宫殿建筑在如何满足“人”的行为要求、如何发挥宫殿建筑的示范作用从而将“礼制”所规定的行为规范推广到全社会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中国宫殿建筑最终调和了“象天”、“法地”和建立人类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从“天上”回到“人间”,成为中国所有建筑类型的范本。中国传统建筑中,包括居住建筑、宗教建筑、官署建筑、教育建筑等,在形制上都和宫殿建筑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最终中国建筑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审美判断标准,那就是建筑必须成为联系自然、社会、个人的桥梁。由于注重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使得中国传统建筑在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衔接与融合上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处理手法；由于对建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视,中国人始终将建筑作为一个人与人交流的平台,追求建筑空间与人的行为模式的高度吻合,使得中国传统建筑最终具有了人文和理性色彩。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国宫殿建筑甚至不惜部分地放弃了对建筑高大、华丽和技术精湛的追求,从而成为具有极高的适应性和普遍的推广价值的建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