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商业秘密在工商业竞争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是在专利保护较为发达的今天,商业秘密仍以它独特的性质在各种商业信息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而在我国签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协议》(TRIPS)之后,商业秘密的保护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部分,日益凸显出不可忽视的必要性。但是,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实践中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存在很多模糊和欠缺的地方,越来越不适应新案件的冗杂与多变,商业秘密立法与实践的完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商业秘密所具有的特性,在侵权行为认定上需要特殊的认定要素体系来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通过规定原告证明责任的形式提出了商业秘密侵权行为认定的三要素,构成了待证事实的框架。然而依据证明责任规范说,被告也应对自己主张的规范要件承担证明责任。理清证明责任的意义不仅在于明确证明不能的风险,而且在于本证与反证两者的证明标准是不同的。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解决商业秘密诉讼困扰已久的证明难问题,因此出现了“接触加相似”原则并被司法界广泛适用。由于其没有被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规范,适用中仍存在一些困惑。针对是否应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来解决“证明难”,则需要对侵权认定要素逐项分析,笔者从而得出否定结论。侵权认定要素的证明方法涉及众多具体事实,需要实体法和审判经验的补充。美国商业秘密法中侵权认定要素虽然与我国基本一致,但在第三人主观态度和公共利益考量等方面更加细致和丰富。在理清证明责任理论和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得到我国相关立法和实践的完善途径,即在实体法规范中充实完善侵权认定要素的规定,明确并完善“相似加接触”原则和建立多元的事实认定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