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在宋代文学研究中有极重要的意义。它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复古精神，在“复古”的旗号下进行文学革新。在这场文学革新运动中，古文终于取代骈文而占据文章的主流地位；具有新特质的宋诗唱出了“唐音”之外的“宋调”，成为新一种诗歌美学范式。所以，即使以整部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眼光来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也意义重大。 宋代是一个“崇文抑武”、文化高度发达的朝代，文士地位得到提高，文化的精神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从文化大视野来对宋代文学作整体观照。缘于宋代文人强烈的内敛心性和集体意识，文人集团的大量出现是宋代一个突出的现象。本文即试从文人集团的角度，结合北宋初叶到中叶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背景来探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复杂性。 北宋洛阳钱幕文人集团是北宋中叶仁宗朝时，在西京洛阳留守相钱惟演的幕府及其周围形成的一个文人团体。这个文人集团以欧阳修、尹洙、梅尧臣为主要成员，当时即享有盛誉，因其在北宋诗文革新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也为后人所重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一场异常复杂的文学革新运动，在其过程中存在着几支不同的文学力量。本文以钱幕文人集团的交游和其文学特质的形成为基点，结合这个集团所处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背景来找寻它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坐标和轨迹。这些思想文化和文学背景被具体化为几个文人群体：在其先的西昆体作家群、宋初古文运动先驱；在其后的欧阳修门下文人集团；与其同时的京东士人群体。 论文第一章是对钱幕文人集团文学交游活动的描述，探讨其思想上的相互影响及文学特质的形成；第二章是将钱幕文人集团放人文学史流程中作纵向体察，探讨其文学思想、创作对前代文学的继承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第三章是将钱幕文人集团与同时期的京东士人群体作横向体察，探讨二者道统观、文统观的异同，以明确前者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纠编持正的作用。 钱幕文人集团在洛阳良好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幕府中吏治疏松、待 一l 一遇优厚等条件下，尽情地宴饮酬游并以诗文相切磋，相互间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都有较深的影响。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盟主，也是钱幕文人集团中最重要的文人。在洛阳时期，他的诗歌、古文创作分别受到梅尧臣、尹诛的巨大影响；尤其是梅尧臣，被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刘克庄《后村诗话》），他与欧阳修相互间的诗歌赠答和评论孕育了宋诗的一些新风貌。西京时期是他们交游和从事文学活动的起点，对他们一生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有至深的影响。从欧阳修等人身上可看出宋代士大夫旷达、自省的典型人格模态；从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可看出古文的新生命力，显露出宋诗特色的端倪。 钱幕文人集团的文学观纠正了西昆体和石介等人在两个相反方向上的偏，颇，持之以中，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诗歌在反映“道”的同时应兼顾其形式，力求用更好的表现手段来更充分地阐释出“道”的内涵。但他们对“道”的理解并不同于柳开、石介等人的愚腐道论，而是继承了王禹偶等人的道统思想，认为对“道”的理解应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将“道”的范围扩大至世间万物、人生悲欢，这种道统观深刻影响了他们对文学的理解。 在散文创作上，欧阳修等人反对浮靡繁褥的文风，力求言简意赅，完粹有法。他们学习韩愈古文，反对石介等人的盲目效古和晦涩难懂的“太学体”古文，终于以顺畅易懂的古文战胜了华丽雕琢的骄文。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主张革除晚唐五代卑弱浅俗的诗风和西昆体末流题材范围狭窄、刻意雕琢的诗风，主张诗歌应反映“道”，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生悲欢，甚至各种琐事。将俗物雅化人诗，开宋诗题材宽泛特点之先河，同时也蕴含了宋诗的议论化倾向；他们学习韩愈单句奇行，以文为诗的手法，其中包含了宋诗的散文化倾向；继承西昆体“雄才博学”的特点，促成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特色。 总之，钱幕文人集团摒除了晚唐五代文风的卑弱浅俗、西昆体文风的浮靡雕琢，纠正了“太学体”古文的晦涩奇诡，有摧古的意义；他们同时又以古文压倒骄文，开启了宋诗新貌，所以又有创新的意义，摧古与创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钱幕文人集团在北宋诗文革新中具有中流抵柱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