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中国和菲律宾是两个相对独立存在的对日作战空间,国民政府和菲律宾华侨却有着深度交互。菲律宾华侨在战争中蒙受巨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菲律宾解放以后,需要通过战争索赔恢复生产经营活动。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顺利推进,华侨的复兴和索赔问题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国民政府能够参预到菲律宾华侨索赔过程,双方在战争中互动关系显然是形塑的关键,但参预的先决条件是要确定外部利益方的态度。美国在战后对日本实行了“间接统治”,掌握了日本的战争赔偿等战后问题处理的主导权。美国同时在菲律宾享有殖民特权,其态度对于索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华侨置身菲律宾受歧视的生存环境和战后不受菲律宾政府重视的现实,也需要有国民政府的参预。美国基于同盟关系,在华侨的权益问题上予以了国民政府支持。菲律宾政府则在现实层面也同意配合国民政府参预华侨索赔工作。至此,国民政府参预到菲律宾华侨索赔成为必然。1944年,二战进程步入末期。国民政府统筹了各部门分工,逐步完善了华侨索赔计划。特别是菲律宾华侨索赔牵涉更为复杂的国际背景,国民政府参预到何种程度,引发了其内部关于执行“属人主义”还是“属地主义”的讨论。国民政府经过讨论后,决定对菲律宾华侨索赔执行“属人主义”的原则,既能加强华侨参与战后中国的建设和合作,又能影响国民政府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国民政府有关调查华侨战事损失也迅速推进,华侨团体将华侨组织起来,在菲律宾积极发声配合国民政府索赔,在索赔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形成犄角之势。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开始全面推进包括华侨索赔在内的索赔工作,过程远不如国民政府初期设想的那样顺利,为了尽快推进工作,国民政府展开了多边外交。一是,国民政府和盟国有关对日索赔政策的协商进程,因同盟国之间的争端,迟迟没有进展,在缔结对日和约方案和日本归还劫物问题上也频频受阻。二是,1946年菲律宾独立,菲律宾即将组建新政府,国民政府面临新政府能否继续延续对华侨权益保护的政策,于是利用双方建交问题进行博弈,以期获得新政府对于华侨索赔的支持。三是,国民政府一直在跟进美国赔偿援助菲律宾的动态,希望将华侨纳入赔偿范围。在前期对接过程中,美国提出对等赔偿在华美侨损失,试图将补偿问题与“属人主义”“属地主义”进行关联。国民政府从国际法的角度提出“属地主义”与《中美新约》“不溯既往”原则相抵触,同时指出外侨在华损失情况与华侨在菲损失情况不同,国民政府不应担负索赔责任。国民政府在菲律宾华侨索赔问题进行的多边外交都遭遇了瓶颈,但结果却不尽相同。美国虽然坚持对等赔偿,但是为应对菲律宾国内可能出现的反美情绪,在华侨索赔问题上还是予以国民政府适当的回应,以期拉拢华侨团体的支持。然而时至1949年,由于在国内战场的颓势,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菲律宾华侨对日索赔,菲律宾华侨的对日索赔陷入泥淖。国民政府既定的全面内战的错误政策主导了战后对日索赔的基本走向,而且其国际地位的迅速下降,致使华侨在菲律宾国内的地位也备受煎熬。而冷战开始后,美国基于国际地缘战略的考量,对日战争赔偿政策的转变,以及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对日和谈,则加快和敲定了菲律宾华侨索赔最终夭折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