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2日,《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正式生效,赋予规定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以下简称“和解协议”）与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同等的法律地位,奠定了国际商事调解独立的解纷地位。虽然《新加坡调解公约》是一部关于和解协议寻求救济的公约,但是公约也赋予了缔约方拒绝救济的权利,公约第5条规定了八项拒绝准予救济的条件（以下简称“拒绝救济的条件”）,公约缔约方可根据任何一项条件拒绝对和解协议进行救济。对《新加坡调解公约》中拒绝救济的条件进行研究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涉及到与我国当事人相关的和解协议有可能需要寻求在公约缔约方给予或拒绝给予救济,另一方面若我国将来批准该公约,则必须有一套机制对接该公约所指和解协议的救济与拒绝救济。如果我们缺乏相应的拒绝救济的条件,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秩序、公共利益等造成潜在的威胁。本文从《新加坡调解公约》所规定的和解协议拒绝救济的具体条件出发,对拒绝救济条件条文的含义进行界定和阐释,以期为我国符合条件的和解协议到公约缔约方申请救济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本文也立足于我国国内法制与司法实践,在我国将来可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之后,对我国的立法完善提供学术参考。本文除去引言和结语,共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对《新加坡调解公约》中和解协议的内涵,以及适格的和非适格的和解协议进行厘定。本章明确和解协议是指当事人在调解员的帮助下自愿对其权利义务作出的一种书面安排。阐明适格的和解协议应当具备国际性、商事性以及形式化的特征,非适格的和解协议包括与身份关系相关的和解协议以及诉讼或仲裁程序中达成的和解协议。本章对后续探讨提供了前提,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对《新加坡调解公约》中拒绝救济条件的界定、类型及设计特征进行了分析。本章首先指出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中拒绝救济的条件对于和解协议的执行程序和援用程序同样适用,并分析了拒绝救济条件的条文演变过程。其次分析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中拒绝救济条件的分类。本文将公约中拒绝救济条件概括为五个方面,分别是:与当事人能力相关、与和解协议本身相关、与调解员相关、与公共政策相关,以及争议事项不具有可调解性。此五个方面,从启动主体标准看,可分为两大类:依当事人申请审查而拒绝救济的条件;主管机关依职权审查而拒绝救济的条件。下文将据此进行进一步探讨。本章进一步概括了《新加坡调解公约》中拒绝救济条件规定的主要特征,这就是采取了穷尽式列举清单、确立了谁主张谁举证责任、赋予主管机关审查的自由裁量权。第三部分对《新加坡调解公约》中依当事人申请审查而拒绝救济的条件进行专题分析。依当事人申请审查而拒绝救济的条件是指当事人可以根据该条件对和解协议提出拒绝救济的申请。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与当事人能力相关、与和解协议本身相关、与调解员相关等三类。经研究,与当事人能力相关的条件包括当事人无行为能力;与和解协议本身相关的条件包括和解协议无效或无法履行、和解协议无约束力或非终局、和解协议被修改、和解协议中的义务已履行或不清楚或无法理解、准予救济将与和解协议条款相悖;与调解员相关的条件包括调解员违反行为准则和披露义务。第四部分对《新加坡调解公约》中主管机关依职权审查而拒绝救济的条件进行专题分析。主管机关依职权审查而拒绝救济的条件是指主管机关可以依职权对请求救济的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若和解协议不符合法定的救济条件,主管机关可以拒绝救济。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与缔约方公共政策相关,以及根据缔约方法律该争议事项不具有可调解性。经研究,与缔约方公共政策相关的条件是指和解协议违反缔约方的基本原则、公共利益。根据缔约方法律该争议事项不具有可调解性是指只能由司法进行裁判的事项不可通过调解解决。第五部分立足我国国内法制对我国拒绝救济的条件进行建议设计。主要从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相关问题、拒绝救济条件的规则定位、拒绝救济条件的适用范围、拒绝救济条件的主要类别来进行阐述。我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前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与调解有关的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若我国未来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具体衔接建议包括:第一,应当推进统一的调解法典的制定,并将商事调解规定为调解法典的其中一编。第二,在拒绝救济条件的适用范围上对国际和解协议和国内和解协议分别适用,并且放宽通过非常设机构调解和个人调解方式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适用。第三,在拒绝救济条件的具体类别上分为了与当事人能力相关的条件、与和解协议相关的条件、与调解员相关的条件、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条件等四大类。同时,在具体条款的设计上不仅要注重与《新加坡调解公约》接轨,也应当立足于我国国内拒绝救济的司法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