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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道时期桐城经学家马瑞辰一生勤于着书，《毛诗传笺通释》为其代表作。
其父马宗琏是经学名家，与许多汉学家有密切交往。家学熏陶是马瑞辰接受桐城文风熏染和乾嘉汉学影响的起点。桐城文学极盛，学术风气具有开明、豁达以深求经义的特点，区域文化特色促使马氏的《诗经》研究坚持汉宋兼采、独立求实的作风，注重以小学为工具，且关注《诗经》的文学性。马瑞辰成年后求学京师，得中进士。其间得以结识汉学家，使得马瑞辰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从多方面汲取汉学的丰厚营养，为继承乾嘉汉学的学术传统研治毛《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学、区域学术、汉学这三方面构成了马瑞辰学术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具备了撰着《毛诗传笺通释》的条件。
马瑞辰处于中国经学的总结时期、乾嘉汉学极盛之后，《诗经》学此时亦达于胜境。前人发明的卓越研究方法，取得的大量优秀成果，为他撰着《毛诗传笺通释》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瑞辰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正式开始撰写《毛诗传笺通释》，历经十六年成书。此书与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成为代表清代《诗经》研究最高成就的三巨着。
马瑞辰的训诂考证研究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和成果发扬光大，并在治《诗经》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特色。其一，考见毛《传》、郑《笺》、孔《疏》训释歧异，条分缕析，指出其不足或失误，所作补充或订正，详明允当。其二，利用三家《诗》遗说考证毛《诗》，在校勘文字、辨别通假、考订字义、证明诗义等方面都有创获。马氏认为三家《诗》与毛《诗》“异流而同原”，进而兼采今古文以注经。这一做法表明其消解今古文门户之见，求得《诗》之统一性的意图。其三，着力于讨论毛《诗》、毛《传》、郑《笺》的通假现象，运用辨别声韵和形体关系，比对异文，藉助文法分析等方法，在辨识通假字方面多有新解。其四，其对语言文字的声义联系有深刻认识，发扬乾嘉考据学“不拘形体，以音求义”的传统，训解毛《诗》能够贯穿“因声求义”的原则与方法。其五，无论是从马瑞辰大量运用各种与“文法”相联系的术语上，还是从利用文同一例、上下文语境分析法来训诂、校勘的具体实践中，都可见出马瑞辰已然具备了明确的文法观念，能相当娴熟地运用文法规律对《诗经》文本进行详尽地考证。马瑞辰也利用两周铜器铭文训释文字、考证历史人物、考证名物。清代《诗经》学研究中，利用金文对《诗经》文本进行疏解的专着还相当稀有，治《诗》三大名着中只有马瑞辰采用了以金文解《诗》的方法，虽然还很不成熟，但颇具启发后世学者之功。
马瑞辰也对《诗经》所涉及的名物典制内容进行了研究。考证了种类丰富的名物，且对《诗经》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及古代的地理名称等都有详细研讨，善于归纳名物命名的规律，训解细致，析义精到，方法亦多种多样。马瑞辰对《诗经》所涉及的礼制内容亦有研究，诸如，古代祭祀礼制、职官制度、宫室制度、服制、军礼、射礼、车制、婚礼、宴饮制度等。此方面的考证，马瑞辰都能利用丰富的文献材料，旁征博引，反复论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桐城学术文化的特质是调和汉学与宋学，兼采汉学精华为宋学追求义理所用。此种学术追求亦深刻影响着马瑞辰，故而《毛诗传笺通释》不乏探索《诗经》学思想义理方面的内容。自《诗经》产生以来，诸如“诗教观念”、“采诗说”、“诗入乐观”、“郑声淫”、“国风的编次问题”、“二南说”等《诗》学基本问题就成为了古往今来许多大学者竟相争辨的焦点，甚至有许多至今仍聚讼纷纭。马瑞辰对《诗经》中的这些基本的理论性问题和颇具争议的话题给予回应，言之有据且时有新见。《通释》中部分“国风”前有总论，用以阐明一国之风的共同主题;关于具体诗篇的诗义和题旨散见于部分诗篇之中，这些都反映了马瑞辰对诗歌义理的探索，揭示出马氏关于国家政治、社会人生、礼义道德的看法和主张，表现出他于内忧外患时代心系时政与民生的迫切心情。马瑞辰对《诗经》进行文学关照的思维亦非常敏锐。第一，注重把握《诗经》的比兴手法，虽未能完全超越经学的束缚，然而往往能将比兴作为文学手法去悉心体会。第二，善于涵泳诗篇字词，使解读具有更多的文学鉴赏的意味，得出了很多昭示《诗经》文学色彩的结论。第三，重视《诗经》的文体结构特点。能够非常娴熟地利用《诗经》的重章叠唱的文体特性以及相关修辞方法，去分析诗歌文本，训解诗义。第四，马瑞辰善于体会《诗》文的情境创造，注意到其中情境描写及人物情感、心绪的表现，擅长揣摩诗人的创作意图，品玩诗歌的抒情性。第五，涉及文学接受的观察视角。马瑞辰在涵泳诗义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联系到后代的文学作品，以此来反观《诗经》在文辞、立意方面对后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已经踏入了文学接受、文学母题、文学意象探索的边缘。第六，涉及文学还原的观察视角。他在考据过程中关注到了社会风俗、历史神话，虽是偶尔为之，但这种研究视角还原了《诗经》的本来面目，对探究诗篇本义意义重大。总之，马瑞辰时常将《诗经》作为诗歌来品读，其一是由于《诗经》本就是诗歌总集，文学性乃是其基本属性，任何经学家都不能越过《诗经》的这一特性而不谈论。其二，马瑞辰自幼受桐城一域文学风气熏染，文学素养已然融于血液，故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更强。尽管马氏对《诗经》文学性的关注尚处于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阶段，但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性的解读在客观上帮助马瑞辰在《诗经》训诂考证研究中获得更多新颖畅达的学术成果，少了迂腐胶固的气息。
《毛诗传笺通释》是代表清代《诗经》学研究最高成就的作品之一，在清代《诗经》研究的三大家中，马氏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都使这部着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史册。该书不守旧学的拘囿，在《诗经》语言训诂方面最有突破，又不乏对《诗经》学思想义理的探索。马瑞辰关注到《诗经》文学性，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政教说《诗》的限制，逸出了经学研究的藩篱。此书彰显出马瑞辰学术上通达的观念和开阔的视野，时至今日，该书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父马宗琏是经学名家，与许多汉学家有密切交往。家学熏陶是马瑞辰接受桐城文风熏染和乾嘉汉学影响的起点。桐城文学极盛，学术风气具有开明、豁达以深求经义的特点，区域文化特色促使马氏的《诗经》研究坚持汉宋兼采、独立求实的作风，注重以小学为工具，且关注《诗经》的文学性。马瑞辰成年后求学京师，得中进士。其间得以结识汉学家，使得马瑞辰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从多方面汲取汉学的丰厚营养，为继承乾嘉汉学的学术传统研治毛《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学、区域学术、汉学这三方面构成了马瑞辰学术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具备了撰着《毛诗传笺通释》的条件。
马瑞辰处于中国经学的总结时期、乾嘉汉学极盛之后，《诗经》学此时亦达于胜境。前人发明的卓越研究方法，取得的大量优秀成果，为他撰着《毛诗传笺通释》提供了必要的参考。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瑞辰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正式开始撰写《毛诗传笺通释》，历经十六年成书。此书与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成为代表清代《诗经》研究最高成就的三巨着。
马瑞辰的训诂考证研究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和成果发扬光大，并在治《诗经》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特色。其一，考见毛《传》、郑《笺》、孔《疏》训释歧异，条分缕析，指出其不足或失误，所作补充或订正，详明允当。其二，利用三家《诗》遗说考证毛《诗》，在校勘文字、辨别通假、考订字义、证明诗义等方面都有创获。马氏认为三家《诗》与毛《诗》“异流而同原”，进而兼采今古文以注经。这一做法表明其消解今古文门户之见，求得《诗》之统一性的意图。其三，着力于讨论毛《诗》、毛《传》、郑《笺》的通假现象，运用辨别声韵和形体关系，比对异文，藉助文法分析等方法，在辨识通假字方面多有新解。其四，其对语言文字的声义联系有深刻认识，发扬乾嘉考据学“不拘形体，以音求义”的传统，训解毛《诗》能够贯穿“因声求义”的原则与方法。其五，无论是从马瑞辰大量运用各种与“文法”相联系的术语上，还是从利用文同一例、上下文语境分析法来训诂、校勘的具体实践中，都可见出马瑞辰已然具备了明确的文法观念，能相当娴熟地运用文法规律对《诗经》文本进行详尽地考证。马瑞辰也利用两周铜器铭文训释文字、考证历史人物、考证名物。清代《诗经》学研究中，利用金文对《诗经》文本进行疏解的专着还相当稀有，治《诗》三大名着中只有马瑞辰采用了以金文解《诗》的方法，虽然还很不成熟，但颇具启发后世学者之功。
马瑞辰也对《诗经》所涉及的名物典制内容进行了研究。考证了种类丰富的名物，且对《诗经》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及古代的地理名称等都有详细研讨，善于归纳名物命名的规律，训解细致，析义精到，方法亦多种多样。马瑞辰对《诗经》所涉及的礼制内容亦有研究，诸如，古代祭祀礼制、职官制度、宫室制度、服制、军礼、射礼、车制、婚礼、宴饮制度等。此方面的考证，马瑞辰都能利用丰富的文献材料，旁征博引，反复论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桐城学术文化的特质是调和汉学与宋学，兼采汉学精华为宋学追求义理所用。此种学术追求亦深刻影响着马瑞辰，故而《毛诗传笺通释》不乏探索《诗经》学思想义理方面的内容。自《诗经》产生以来，诸如“诗教观念”、“采诗说”、“诗入乐观”、“郑声淫”、“国风的编次问题”、“二南说”等《诗》学基本问题就成为了古往今来许多大学者竟相争辨的焦点，甚至有许多至今仍聚讼纷纭。马瑞辰对《诗经》中的这些基本的理论性问题和颇具争议的话题给予回应，言之有据且时有新见。《通释》中部分“国风”前有总论，用以阐明一国之风的共同主题;关于具体诗篇的诗义和题旨散见于部分诗篇之中，这些都反映了马瑞辰对诗歌义理的探索，揭示出马氏关于国家政治、社会人生、礼义道德的看法和主张，表现出他于内忧外患时代心系时政与民生的迫切心情。马瑞辰对《诗经》进行文学关照的思维亦非常敏锐。第一，注重把握《诗经》的比兴手法，虽未能完全超越经学的束缚，然而往往能将比兴作为文学手法去悉心体会。第二，善于涵泳诗篇字词，使解读具有更多的文学鉴赏的意味，得出了很多昭示《诗经》文学色彩的结论。第三，重视《诗经》的文体结构特点。能够非常娴熟地利用《诗经》的重章叠唱的文体特性以及相关修辞方法，去分析诗歌文本，训解诗义。第四，马瑞辰善于体会《诗》文的情境创造，注意到其中情境描写及人物情感、心绪的表现，擅长揣摩诗人的创作意图，品玩诗歌的抒情性。第五，涉及文学接受的观察视角。马瑞辰在涵泳诗义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地联系到后代的文学作品，以此来反观《诗经》在文辞、立意方面对后代文学的深刻影响，实际上已经踏入了文学接受、文学母题、文学意象探索的边缘。第六，涉及文学还原的观察视角。他在考据过程中关注到了社会风俗、历史神话，虽是偶尔为之，但这种研究视角还原了《诗经》的本来面目，对探究诗篇本义意义重大。总之，马瑞辰时常将《诗经》作为诗歌来品读，其一是由于《诗经》本就是诗歌总集，文学性乃是其基本属性，任何经学家都不能越过《诗经》的这一特性而不谈论。其二，马瑞辰自幼受桐城一域文学风气熏染，文学素养已然融于血液，故对文学作品的感悟力更强。尽管马氏对《诗经》文学性的关注尚处于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阶段，但在很大程度上，文学性的解读在客观上帮助马瑞辰在《诗经》训诂考证研究中获得更多新颖畅达的学术成果，少了迂腐胶固的气息。
《毛诗传笺通释》是代表清代《诗经》学研究最高成就的作品之一，在清代《诗经》研究的三大家中，马氏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都使这部着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史册。该书不守旧学的拘囿，在《诗经》语言训诂方面最有突破，又不乏对《诗经》学思想义理的探索。马瑞辰关注到《诗经》文学性，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政教说《诗》的限制，逸出了经学研究的藩篱。此书彰显出马瑞辰学术上通达的观念和开阔的视野，时至今日，该书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