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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为了支持国家中的若干经济活动所必需的一种规范形式，增加税收是提高政府收入的最佳途径。税收是政府获取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也是个人或组织对政府的一项金钱负债。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被用来实现其他目标，例如，平衡和处理经济中的社会与金融问题。税收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必须支付，以确保政府能够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好的商品和服务，例如教育、医疗，税收还可促进经济增长，取得长足的进步，并且可以使经济得以稳定。
本文研究了直接税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这是一个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比较研究。本文采取三个不同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第一个模型研究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通货膨胀、抚养比和投资这四个方面分别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第二个模型研究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两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在第一个模型中，我们将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合并，然后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个模型研究了个人所得税、通货膨胀、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储蓄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的是1986～2015年之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国国家税务局(SAT)以及巴基斯坦经济统计手册（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为了提供有效的、更好的以及具有一致性的结果，本文将数据进行处理，转化为对数形式。数据的对数形式不仅使数据更为平滑，而且有效克服了异方差问题。本研究采用增广的单位根检验(ADF)来验证所有变量之间的平稳性水平。在第一个模型中，通过ADF检验，很显然实际人均GDP是水平平稳的，即I(0)。而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通货膨胀、抚养比和投资是一阶单整的，即I(1)。概率显示所有变量的显著水平。在第二个模型中，应用ADF检验，很明显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概率显示所有变量之间的显著水平。由于所有的变量在一次差分之后都变为平稳序列，所以我们开始使用约翰森协整技术。对第三个模型进行增广的ADF检验，明显地，家庭消费支出和个人所得税均是水平平稳的，即I(O)，变量的显著水平为1％。而通货膨胀、可支配收入和储蓄是一阶单整的，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此外，我们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和和约翰森协整来捕捉变量之间的长期和短期的相关关联。在第一个模型中，即经济增长模型，我们首先使用ARDL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联，接着使用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研究变量之间的短期关联。在第二个模型中，由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所以利用了约翰森协整技术。在第三个模型中，即家庭消费支出模型，我们使用ARDL和约翰森的协整技术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联，同时采用ECM来研究变量之间的短期关联。在实证分析中，首先利用增广的ADF检验对所有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检验所有变量之间的单整阶数。然后，采用边限检验法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第一个模型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分别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税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基本上说有三种，边际税率的增加削弱了经济中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不断提高的税率促使居民移居其他低税率国家，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两国中，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总是由价格的持续不断上涨导致的，这增加了投资者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进而多去选择其他更为保守的投资决策，最终会使投资和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抚养比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呈现负向显著影响，但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激增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增长(15以下和65以上)导致的劳动力减少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减缓。投资对两围经济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将导致以实际GDP为单位的经济增长。短期内，巴基斯坦的ECM值为-0.47，这个值为负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之后的每一年将以47％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中国的ECM值为-0.90，意味着在一年以内，短期均衡将以90％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在我们的第二个模型中，在将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进行合并之后，创建了一个单一变量，即为直接税。因此，在第二个模型中，我们考察了直接税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此时，通货膨胀和抚养比事控制变量。即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结合）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均有负向影响，同时，通货膨胀与两国的经济增长呈现负的相关性。抚养比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在第二个模型中，巴基斯坦的ECM值为-0.65，意味着短期均衡将以65％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同时，误差修正项系数的t值也是非常显著的。中国的ECM值为-0.42，表示短期均衡将以42％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同样地，t值显示结果是显著的。在第三个模型中，即家庭消费支出模型，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对两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货膨胀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储蓄与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巴基斯坦的ECM值为-0.79，表示短期均衡将以79％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中国的ECM值为-0.32，表示短期均衡将以32％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结果非常显著。在这三个模型中，F统计量都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R2反映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影响程度，调整的R2反映了重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影响程度。DW统计量表明模型中不存在自相关问题。所有模型的稳定性均通过递归残差累积和检验(CUS UM)以及递归残差平方累积和检验(CUSUMSQ)。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完善两国的税收制度。第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要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应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以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加大公共支出。第三，巴基斯坦应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增加税负，从而提高其GDP。第四，由于税收对两国经济增长均有负面影响，所以两国政府均应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完善税制。第五，应缩小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距。第六，政府应加大公共服务支出，以避免税收的负面影响。第七，政府应加强直接税的征收，以减少对间接税的依赖。
本文研究了直接税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分析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这是一个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比较研究。本文采取三个不同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第一个模型研究了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通货膨胀、抚养比和投资这四个方面分别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的影响。但第二个模型研究了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两国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在第一个模型中，我们将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合并，然后检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三个模型研究了个人所得税、通货膨胀、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储蓄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的是1986～2015年之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有，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国国家税务局(SAT)以及巴基斯坦经济统计手册（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为了提供有效的、更好的以及具有一致性的结果，本文将数据进行处理，转化为对数形式。数据的对数形式不仅使数据更为平滑，而且有效克服了异方差问题。本研究采用增广的单位根检验(ADF)来验证所有变量之间的平稳性水平。在第一个模型中，通过ADF检验，很显然实际人均GDP是水平平稳的，即I(0)。而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通货膨胀、抚养比和投资是一阶单整的，即I(1)。概率显示所有变量的显著水平。在第二个模型中，应用ADF检验，很明显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概率显示所有变量之间的显著水平。由于所有的变量在一次差分之后都变为平稳序列，所以我们开始使用约翰森协整技术。对第三个模型进行增广的ADF检验，明显地，家庭消费支出和个人所得税均是水平平稳的，即I(O)，变量的显著水平为1％。而通货膨胀、可支配收入和储蓄是一阶单整的，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此外，我们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和和约翰森协整来捕捉变量之间的长期和短期的相关关联。在第一个模型中，即经济增长模型，我们首先使用ARDL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联，接着使用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研究变量之间的短期关联。在第二个模型中，由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所以利用了约翰森协整技术。在第三个模型中，即家庭消费支出模型，我们使用ARDL和约翰森的协整技术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关联，同时采用ECM来研究变量之间的短期关联。在实证分析中，首先利用增广的ADF检验对所有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以检验所有变量之间的单整阶数。然后，采用边限检验法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第一个模型的结果表明，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分别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税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基本上说有三种，边际税率的增加削弱了经济中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不断提高的税率促使居民移居其他低税率国家，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在两国中，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均呈现负相关关系。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总是由价格的持续不断上涨导致的，这增加了投资者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进而多去选择其他更为保守的投资决策，最终会使投资和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低水平状态。抚养比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呈现负向显著影响，但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激增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由于人口增长(15以下和65以上)导致的劳动力减少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减缓。投资对两围经济增长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将导致以实际GDP为单位的经济增长。短期内，巴基斯坦的ECM值为-0.47，这个值为负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之后的每一年将以47％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中国的ECM值为-0.90，意味着在一年以内，短期均衡将以90％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在我们的第二个模型中，在将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进行合并之后，创建了一个单一变量，即为直接税。因此，在第二个模型中，我们考察了直接税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此时，通货膨胀和抚养比事控制变量。即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结合）对两国的经济增长均有负向影响，同时，通货膨胀与两国的经济增长呈现负的相关性。抚养比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影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负向影响。在第二个模型中，巴基斯坦的ECM值为-0.65，意味着短期均衡将以65％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同时，误差修正项系数的t值也是非常显著的。中国的ECM值为-0.42，表示短期均衡将以42％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同样地，t值显示结果是显著的。在第三个模型中，即家庭消费支出模型，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对两国的家庭消费支出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货膨胀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与两国的经济增长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储蓄与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巴基斯坦的ECM值为-0.79，表示短期均衡将以79％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中国的ECM值为-0.32，表示短期均衡将以32％的调整力度向长期均衡收敛，结果非常显著。在这三个模型中，F统计量都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R2反映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影响程度，调整的R2反映了重要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联合影响程度。DW统计量表明模型中不存在自相关问题。所有模型的稳定性均通过递归残差累积和检验(CUS UM)以及递归残差平方累积和检验(CUSUMSQ)。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以完善两国的税收制度。第一，政府制定的财政政策要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应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以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加大公共支出。第三，巴基斯坦应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增加税负，从而提高其GDP。第四，由于税收对两国经济增长均有负面影响，所以两国政府均应进一步采取措施以完善税制。第五，应缩小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距。第六，政府应加大公共服务支出，以避免税收的负面影响。第七，政府应加强直接税的征收，以减少对间接税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