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可及性”指的是患者可以获得负担得起的、维持自身健康所必需的药品的能力。“格列卫”是治疗慢粒白血病的特效药,只要患者坚持服药就能控制住病情,过上与常人无异的生活。正版“格列卫”售价极高,一盒可供患者服用一个月的药物售价两万元人民币;而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药效相同,却仅售两百元。人们认为正品药与仿制药间存在的悬殊药价是因诺华公司滥用专利权赚取暴利所致,就此攻击专利制度为保护专利权而牺牲了患者的生命健康权。笔者认为这种论断不正确,专利制度的立法目的是推动人类科技进步。作为一种智力成果,研发出的新药品有权同其他智力成果一样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得到保护;但作为人类对抗疾病的重要手段,药品必须回应患者对它的诉求。笔者认为产生冲突的根源是药品专利权界线不明,为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界定药品专利权人的权利边界。为了界定药品专利权的边界,笔者首先研究了专利制度的契约本质,然后尝试进行了一次思想实验:既然药品专利制度的本质是契约,那么可以在契约框架内重构药品专利契约。利用罗尔斯思考“正义论”的思考进路,笔者首先确定订立契约的主体,然后将定约主体笼罩在“无知之幕”下,思考他们在磋商后会订立出怎样的契约。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定药品专利权的边界,并基于对边界的认识确定药品专利权与生命健康权的平衡点,并尝试在专利药品价格控制理论的视角下提出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