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忠实、对等的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翻译永远都是两种文化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对话,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完全是中立的。然而根据福柯的观点,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所以翻译作为话语交流从来都不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的。随着后殖民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了“后殖民转向”。后殖民翻译理论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后殖民理论家往往站在少数族和弱势文化的立场上来探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认为翻译从来都是殖民征服、殖民统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殖民地人民摆脱殖民枷锁、抵抗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有力武器。权力的差异导致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了弱势文化被边缘化、被消声。主要体现在翻译数量,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上。Homi Bhabha提出了“文化杂合”的观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Michaela Wolf和Maria Tymoczko将其当作后殖民实践的核心标志,以期不同文化的调和、重组和渗透。林语堂生活的时代恰逢中国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部分爱国主义者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是缘于落后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更重要是源于“愚昧”的传统文化。由此胡适等爱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甚至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严复、梁启超、林纾等翻译家翻译了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及文学作品,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思想传播到了中国,也为中国现代语言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另一方面,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被消声,被边缘化,特别是作为几千年封建统治根基的儒家文明更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岌岌可危。兼有中西文化身份的林语堂认识到儒家思想“遇到了更大的敌手”,秉着对儒家思想的中心性和普遍性的认同,翻译了儒家经典,且冠名为《孔子的智慧》。不同于其他翻译儒学的翻译家,林语堂选择翻译文本和翻译方法时,将儒家经典特点与西方思维模式相结合,将文本进行了重新组织,并且冠以标题,尤其在翻译《论语》时最为突出。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采用了意译(paraphrase),采用插入、加注的方法,成功地让儒家思想的“仁”、“礼乐”、“和”、“修身”、“治国”等精髓进入西方文化。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挑战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在西方人眼中,当时的中国是野蛮、落后、怪诞……林语堂对仁爱、礼让、和平等儒家思想的成功输出也挑战了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这恰好落入后殖民主义始祖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视野。而“两脚踏东西文化”的“香蕉人”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中存在大量杂合现象,且将儒家思想多次与西方基督教相对比,双重文化身份使其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期待文化交流,这也恰好落入后殖民主义“文化杂合”的研究范畴。本文借用后殖民理论,对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一书中的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从权力话语、东方主义和文化杂合的角度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