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修复措施是修复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之一,不仅能有效实现犯罪预防,而且对生态环境法益具有巨大裨益。本文通过对西南五省2015年～2019年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适用生态修复措施的3721份判决书分析后发现,目前生态修复司法实践呈现出,适用生态修复措施的案件数量呈增长趋势,类型相对集中,生态修复措施以行为和金钱赔偿类为主,罪犯认罪认罚比例较高,刑事处罚轻缓等特征。生态修复司法判决模式包括“量刑情节”“判决命令”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三种。虽西南五省拥有丰富的生态修复司法经验,但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刑事司法实践中,生态修复措施的适用率却偏低,为顺应全面开展生态修复活动的司法潮流,这一状态应有所改变。所以,有必要厘清生态修复措施所面临的种类名称、处罚范围不统一,与认罪认罚的区别以及监督体系不完善等实际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为出发点,以恢复性司法,功利主义刑罚理论为基础,在确立生态修复措施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之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规范层面对生态修复措施作为法定量刑情节的路径做出回应。同时在厘清生态修复措施与认罪认罚区别的前提下,构建阶梯式生态修复措施量刑等级体系,并利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的经济学原理,指导法院依据行为人在不同刑事诉讼阶段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的不同情况,给予罪犯合理的刑罚,以实现罪犯和公权力机关生态修复义务的均衡分配。最后从设立公益基金会和明确生态修复措施监督主体,以便协调好环境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合作关系两个方面对生态修复措施的监督体系给出了合理建议,如此必将推动生态修复措施的司法适用,有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