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过失不是过失的新类型,而只是在预见可能性程度上有所降低的特殊过失形态。监督过失可归责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维护社会有机团结的要求。监督过失理论研究对我国司法实践的意义,在于对监督者加重处罚并限制其处罚范围。监督过失处罚并不违反责任主义,也并非是风险社会下预防刑法的典例,对监督过失的研究仍未脱离传统刑法理论的范畴。我国司法实践呈现出三元监督主体归责倾向,实务中存在注重责任的划分而非归责、归责范围宽窄不一、归责标准不明以及监督过失定位模糊的问题。如何对监督过失犯罪进行规范层面的结果归责判断,即在何种意义上对监督者应当以监督过失追究刑事责任成为问题的核心。过失犯的归责路径在判断注意义务、实行行为、预见可能性、结果回避可能性时存在学说上的诸多分歧,不作为犯的归责路径下作为义务与注意义务并不相同且存在重复判断,客观归责路径的规范归责思想值得借鉴。为与我国司法实务和传统刑法理论相协调,采用固有过失要素基础上的客观归责路径较为妥当,即在维持过失犯概念范围内判断风险制造和风险实现。在判断风险制造时,注意义务可从安全监督管理规范中推断,但实质是规范保护目的范围内的谨慎义务。对于注意义务违反的判断,可以创设或升高法所不容许危险的标准进行实质把握。在判断风险实现时,被监督者故意犯罪应当排除归责、合义务替代行为并不必然排除归责、信赖原则有外部成熟的操作环境为依托时可排除归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