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横亘于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一种特殊群体——农民工应运而生。他们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力军，并试图通过非农化实现其社会身份转变的目标。诚然，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和规模都越来越大，到20世纪90年代，农民向城市转移已经替代乡镇企业变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促进农民职业流动的主要渠道，截止201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更是达到了25278万人。然而，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农民工不仅遭遇到物质层面的障碍，而且深陷于制度、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困境，以致大面积出现诸如地位弱势、身份非法、称谓污名等现象，进而促使他们的经济（职业）身份和社会身份之间产生惰距，即身份龃龉。由此，本文首先从历史与制度两个维度对农民工身份的转变历程进行探究，并归纳出他们身份转变过程中凸显的现代樊篱：制度樊篱、文化樊篱和自组织樊篱。制度樊篱体现于户籍制度及其派生制度，文化樊篱体现于惯习和符号，自组织樊篱体现于权力和声望。其次，以社会圈层理论为视域对农民工身份龃龉问题的原因进行剖析，提炼出身份龃龉是由城市居民的“紧缩圈层”的排斥与农民工之双重圈层(亲情圈层和工具圈层)的非系统性融合所引致的论点。再者，通过对英德美日农村劳动力成功向城市转移之模式的描绘，清晰勾勒出同样适用于中国农民工身份融入的政策图式。最后，基于CAS理论构建出有助于农民工身份融入研究的分析模型——刺激—反应分析模型和回声分析模型，并借此从宏微观层面阐述农民工身份有效融入的处理策略，从而弱化农民工无序流动引起的负面效应，以促进中国城市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在微观层面上完成两大群体的转变与互动，即农民工融入意愿与能力的增强和城市居民接纳意识的培育；在宏观层面上是实现融入系统的完善，即构建象征符号体系、完善身份融入制度、推行家庭式迁移模式和建构身份融入平台。